发展新理念下中国“四化”同步发展趋势与特征分析

“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概念后,学术界对“四化”同步机理与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关于“四化”同步测度的研究成果较少,且现有研究要么是关于一个或几个典型年份的测度,要么是局限于全国或者城市的测度。基于此,从全国、四大区域、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3个维度测度了2001-2013年的“四化”同步指数。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各地区“四化”同步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发展新理念提出后,“四化”同步指数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但区域“四化”同步水平与省域“四化”同步水平尚有较大差距,且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四化”不同步省区和一些低水平“四化”同步省区。因此,应深入把握“四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工业化为动力,信息化为手段,城镇化为支撑,农业现代化为保障,促进全国及各地区“四化”同步发展。     

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风险投资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深入分析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风险投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有助于促进创新创业与企业发展、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水平。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对2003-2018年我国“一带一路”沿线139个城市风险投资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沿线地区的风险投资发展具有不均衡性，呈现为沿海高、西部低的分异格局；②风险投资的全局自相关系数均为正，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③风险投资机构数、国家高新区数量、风险投资退出、政府引导基金发展、财政科技支出对区域风险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污染对风险投资有一定抑制作用。随着ESG投资理念逐渐获得认可，沿线地区可以通过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湖北省“四化”同步发展水平评价与对策研究

设置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距离同步度模型,对湖北省2001-2011年“四化”同步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价,并利用灰色系统模型GM（1,N）对湖北省“四化”同步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近十年来“四化”同步发展水平稳步上升,2007年以来处于协调发展状态,2011年达到了优质协调阶段;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驱动指数均为正,均为“四化”同步发展的驱动因素,其中工业化和信息化驱动指数较高,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驱动指数较低。最后,根据 “四化”同步发展影响因素提出促进湖北省“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中国“四化同步区”圈层结构时空演化与聚集经济圈优序组织

跨区域空间连续性视角研究"四化同步区"圈层结构时空演化与聚集经济圈优序组织,借用均值定理的思路和方法测度观察样本城市"四化同步"与否的"二元离散"属性(1-同步,0-异步),并构建Probit二元离散模型,以中国287个地级以上样本城市"四化同步"的概率大小识别跨区域空间连续性的"四化同步区"空间边界优序组织。研究发现:1地级市四化中各化发展偏离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明显收敛态势,并体现出明显的俱乐部效应;2"问题区域"和"区域问题"普遍存在,虽"四化同步"发展城市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但在胡焕庸线(黑河—腾冲)西北侧"四化同步"发展城市仅零星呈现,成为突出的"问题区域",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成为一些城市"四化同步"发展的短板;3"四化同步"发展城市密集区表现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区域涟漪的圈层空间结构特征,而异质性大国区间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差异性主宰不同层级"四化同步区"圈层空间结构的地理分布,并与当今我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有惊人的吻合;4"四化同步区"圈层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特征有利于特定区域分工更趋合理、一体化程度更高、空间效率得以提升的聚集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结果所隐含的政策含义显而易见,以异质性大国不同区域涌现的不同层级"四化同步区"圈层空间结构为基础形成的特定区域聚集经济圈,并表现出空间边界外拓的趋势。     

淮河生态经济带区域发展差异及协同发展策略

淮河生态经济带既具有区域经济系统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流域经济的特点,时空分异具有多元复杂性。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四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权法定量测度淮河生态经济带综合发展水平,分析区域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区域差异程度,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四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判定和分析。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时空分异特征;基于综合发展水平的"三个梯队"和基于耦合协调度的"四大类型区"空间分布与上、中、下游"三大流段"基本一致,但不完全重叠。推进淮河经济带协同发展,既要顺应流域的自然规律,又要根据空间分异特征实施差异化策略。     

“中四角”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非期望产出SBM-DEA和地理探测器模型

利用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测度了2010—2019年“中四角”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GWUE）,采用空间自相关及冷热点分析方法探索GWUE的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寻GWUE空间分异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四角”GWUE高效区主要来源武汉城市群,低效区主要来源于环鄱阳湖城市群;各城市的GWUE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但空间分布格局由随机分布逐渐向集聚分布演变。（2）2010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是影响“中四角”GWUE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2015年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资源占用情况成为GWUE空间分异的主要推动因子,2019年医疗资源占用情况和政府重视程度对GWUE空间分异起决定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部城市经济全球化水平的空间演化

通过构建熵值—突变级数模型,从4个维度分解并综合测算2013—2017年我国西部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全球化水平;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异格局和趋势演化特征;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GMM)方法,从5个层面探测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3—2017年,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全球化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城市间空间差异显著,具有明显的行政指向性和地域分异性特征,研究区部分边境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的外贸全球化和开放全球化水平较高,旅游全球化水平较高以上的城市多位于研究区西北部、北部和南部,外资全球化水平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递减且呈组团分布;(2)城市经济全球化水平在空间呈集聚分布且在发展中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局部空间关联格局稳定性较高,大部分空间关联类型的转移表现出一定的跃迁惰性;(3)两阶段系统GMM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化率、公共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公共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占比、GDP和货运量对我国西部城市经济全球化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水平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水平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分析了2003—2016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发展对其影响,结果发现:①2003—2016年城市绿色发展呈现稳进上升的趋势,社会进步逐渐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力军;空间分布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绿色发展水平较高,黑龙江、安徽、河南、四川等地则相对较低。②由于西部生态文明水平发展迅猛,而中部出现经济、社会、生态不协调发展状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从"东部>中部>西部"逐渐演变为"东部>西部>中部"。③城市绿色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低值聚集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锁定。④整体上"四化"发展对绿色发展皆起促进作用,其中信息化影响最为显著,工业化次之。     

环渤海海洋生态环境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识别

为科学识别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基于陆海统筹的理论基础和海陆系统耦合相关机理,对环渤海地区沿海17市2008-2018年海洋环境质量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评价和分析,并通过单因素和海陆复合系统层识别海洋环境质量水平和海陆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环渤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总体向良性转变,但各城市海洋环境水平差异较大;总体来看,环渤海地区“海洋环境系统-地区科技系统”的相关性最大、耦合水平较高,“海洋环境系统-地区社会系统”相关性最小、耦合水平最低;（2）在影响因素识别方面,单因素中农用化肥施用量、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与海洋生态环境系统高度关联;而科技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是影响海陆间耦合发展水平的主导关系层。     

江苏省县域城市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经济学解析

在对县域城市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进行讨论的基础上,以县域为单元分析了江苏省城市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对其成因进行了经济学解析。研究表明,江苏省县域城市生活质量总体呈现出南高北低、南北内部高低交错分布的空间分异格局;各分指标的空间分异情况不尽相同;同时生活质量表现出在苏锡常地区"高—高"集聚,东北沿海地区"低—低"集聚,南京地区"高—低"集聚的特征;受到当前中国所处的快速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城市生活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强弱,表现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城市生活质量一般较高。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地方政府应加大提升城市生活质量方面的财政支出,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各方面的提高,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环渤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弹性评价

基于人海关系地域系统与弹性内涵，提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弹性内涵，构建“抵抗-适应-转换”人海关系地域系弹性研究框架和指标体系，运用递阶综合指数法和均值标准差分类法分析环渤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弹性的时空差异。结果表明：（1）环渤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弹性不断增强，17年间实现了由低弹性向高弹性发展阶段的跨越；（2）人海资源环境系统抵抗能力地区间差异较小，呈北-西-南抵抗能力逐渐减小的“梯度化”分异特征；人海经济系统适应能力较弱，区域间差异较小；人海社会系统转换能力突出，地区差异较大呈现“集群化”分异特征；（3）将环渤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弹性分为3类，弹性高级类型区（0.445～1.000）为天津市；弹性中级类型区（0.364～0.445）有大连、青岛、东营、烟台和威海；弹性初级类型区（0.000～0.364）有唐山、秦皇岛、沧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潍坊、日照和滨州。     

资源型地区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以山西省为例

文章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治理三方面构建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以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分析了2010—2019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10年以来,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整体水平显著提升,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波动中呈现下降的趋势;从绿色发展的区域差异来看,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波动减小,晋北、晋中和晋南三大区域内各地级市绿色发展均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况,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2)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明显,形成了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其中太原和晋中成为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的核心区,而阳泉、临汾和运城成为绿色发展的边缘区,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十分明显;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均不显著,尚未形成明显的绿色发展空间集聚,溢出效应不明显。(3)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是诸多因素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人口素质、科技创新、外商投资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等因素通过与其他因...     

“双碳”目标下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时空特征及障碍因子诊断北大核心

基于201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运用熵权-灰色关联模型对“双碳”目标下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度分析。结果表明:(1)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有升有降,整体水平较低。试点后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金融水平总体提升;(2)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空间分异明显,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递增的特征;(3)区域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且以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为主,热点区扩散分布于西部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东西部区域差距较大且呈加深趋势;(4)绿色保险、绿色社会投资和碳中和金融支持率是影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且各区域阻碍因素各异。(5)指标层障碍因子中,碳中和间接融资支持效率对绿色金融发展阻碍作用最大。     

基于ESDA和GWR的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协调发展时空分异格局

采用ESDA、GWR、重心转移、热点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结合构建的"四化"协调发展模型,对2001、2006和2011年全国343个地级单元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格局、空间相关性、总体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级单元四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显著且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10年间四化协调发展指数的重心均落在河南省境内,重心迁移方向是先向西北方向移动,然后向东北方向移动;四化协调发展类型数目最多的为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地级单元;四化协调发展的热点区域集中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的沿海地带;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GDP人均教育支出城乡人均收入比城乡人均消费比,只有人均GDP是四化协调发展的正相关因素,城乡收入比整体上表现为负相关。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东北地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的时空变化

理清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可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决策参考。在分析2003—2019年东北地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格局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剖析了二者耦合关系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显示：2003—2019年,东北地区综合城镇化水平提升了114.29%,总体呈现“东高西低”、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核心城市引领全域发展的局面;资源环境承载力呈增加趋势,增幅36.09%,空间上聚集于哈大线周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与综合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近年增幅有所下降,且辽西北、吉林南部和黑龙江西北部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核心城市和重要城市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亟须提升核心城市对中小城镇的辐射引领能力,并加强生态退化地区的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海南建省以来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格局演变

采用钱纳里经济增长阶段判定及经济增长热冷点区分析和全局趋势分析等方法,系统研究海南建省以来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格局演变。结果表明:海南建省以来经济增长水平明显提升,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格局由低水平相对均衡型演变为较高水平非均衡型,即建省初期经济增长水平低,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相对均衡,随着沿海地区特别是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亚市经济增长水平相对提升,沿海内陆分异及北南方向上类似U型分异格局凸显且逐步强化;目前内陆是经济增长洼地,北部沿海与南部沿海三亚市为增长核心区;沿海内陆分异及北部沿海与其他地区间分异有加剧趋势。初步推测,海南经济增长空间分异与自然要素、交通条件、经济区位、历史基础及制度、人口和科技因素的空间分异密切相关。优化海南经济空间布局,需要深入实施旨在强化增长核心区建设和扶持内陆特困地区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     

我国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时空演化及形成机理分析

旅游公共服务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既是加速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内在要求,也是大众旅游时代的必然选择。文章把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看做包含服务主体、设施、方式和制度的有机体,构建了旅游公共服务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和GIS空间分析法对2010—2014年我国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进行综合测度和时空分异的演化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旅游公共服务空间分异明显,"东—中—西"三大区域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差异随时间不断增大;2010年以来我国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其相对差异呈现"N"型,绝对差异呈现"倒U"型,旅游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存在障碍。最后,文章引入生态系统评估的"障碍度"模型,从影响区域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主要微观因素、宏观因素层面上进行了探讨,拟为我国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推进提供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且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影响因素看，交通联结、政府作用和空间分异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差距大及要素流动度相对较低是当前制约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应在双循环背景下推动区域协同关系转变，以“新基建”为支点保障区域要素流动，通过区域分工合作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以优势产业集聚重构空间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