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高管政治联系的“双刃剑”效应

高管政治联系具有"双刃剑"效应——"政府干预"作用与"关系"作用。本文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出发,考察公司治理对高管政治联系"双刃剑"效应的激励与约束作用。研究表明,公司治理质量越高,高管政治联系的"政府干预"作用越弱,"关系"作用越强。本文揭示了高管政治联系在政企关系中的"桥梁"角色,并提供了公司治理缓解高管与企业代理冲突的增量证据,有助于企业扬长避短、最优化政治联系的"双刃剑"效应。     

高绩效创业团队特征分析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而高管团队成员在创业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对四个高绩效创业团队进行分析,总结了高绩效创业团队的七个特点,分别是强烈的创业欲望、良好的团队氛围、创业带头人坚定的信仰、高效的内部沟通、团队成员之间的熟悉程度高、团队成员各有专长和魅力型领导.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人物志——海兹曼执掌大众中国

近日，谋求成为全球汽车业“老大”的大众汽车集团，正在掀起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高管人事调整风暴，包括大众、奥迪、斯柯达、宾利以及商用车部门等多个品牌在内的部分高管都进行了换岗。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大众汽车在集团管理董事会层面首设专门负责中国业务的职能部门，并由之前负责商用车业务的集团管理董事会成员海兹曼执掌。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

作为企业重要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管理层风险偏好、管理水平及激励机制等因素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此影响过程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尚存争论.基于沪深A股2007—2018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并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企业高层的风险承受力与管理水平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重要机制和渠道,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明显提高了管理层的风险承受力和管理能力,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不同行业对"创新激励"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较高科技水平和竞争水平的行业"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明显.研究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快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展以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债转股”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债转股"对高管激励具有显著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债转股"公司来说,"债转股"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债转股"能提高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要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当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可以引进新的股东改善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以更好地激励高管;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支配权的让渡必须依靠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资源谈判来完成,应使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相机治理及其对高管激励的替代效应。     

江浙沪地区P2P平台风险识别研究

P2P借贷是互联网金融的一种新兴模式,然而利润的驱逐以及监管的缺失使得平台卷款跑路、提现困难等现象层出不穷,平台自身的风险越来越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识别平台风险对投资者以及监管部门都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着P2P行业的发展。文章以江浙沪地区的P2P平台为研究对象,探讨平台自身的风险,就平台运营基础、产品特征、高管背景和风控能力这四个维度进行变量构造,并使用Probit模型以研究平台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产品利率、提现速度、信息披露、后台背景以及资金托管都可以作为风险平台的识别特征,而注册资本、高管学历、高管从业等特征则缺乏解释力。     

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备受争议,保监会适时出台"限薪令"以控制金融业公司高管的天价年薪.但由于金融业上市公司具有特殊性,其高管新酬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探析了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公司规模、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显著相关,而公司业绩、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薪酬不相关.进一步对金融业中上市银行进行小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公司高管薪酬与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相关性显著,而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相关性不显著.     

高管及其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时“浑水摸鱼”了?——基于信息透明度对内部人交易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11年"深交所"主板和中小板公司的内部人交易为研究对象,采用"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和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来衡量信息透明度,并检验了其对公司高管及其亲属交易的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低信息透明度的公司高管交易获得了显著的超常回报,而高信息透明度的公司高管交易无显著的超常回报,且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好转(或恶化)能显著降低(或提高)高管交易的信息含量;但是,信息透明度对高管亲属的交易回报无显著影响,所有公司高管亲属的交易均获得了显著超常回报。这表明,公司高管可能主要是基于其对公司未来中长期业绩的预测优势进行交易,而高管亲属更可能是利用其拥有的尚未公开的重大信息进行交易。为此,建议监管部门应该致力于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提高,以减少高管在交易时"浑水摸鱼"的机会,并警惕高管亲属进行内幕交易。     

高管人力资本、高管报酬和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中部地区上市公司为例

高管人力资本、高管报酬和公司绩效三者之间体现何种关系特征,是企业配置高管人员有效实施高管报酬激励的重要依据,是提升公司绩效的有效保证。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任期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与高管报酬存在负相关关系;高管年龄与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与高管报酬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管的教育背景与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与高管报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治理因素尤其是股权因素对高管人力资本特征与公司绩效、高管报酬的相关性有很大的影响。     

高管团队能力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实证分析——考虑CEO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在对高管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指标和企业绩效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高层梯队理论和代理理论,研究了高管团队不同层次的属性(自然属性、能力属性和治理属性)与企业不同层次的绩效(成长绩效、增长绩效和经营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CEO的社会资本在两者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如下:中国上市公司的绩效与高管团队的管理素质有关;CEO的社会资本削弱了高管团队的管理素质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中国现实环境中存在的"关系"不利于中国企业整体的成长。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法制建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企业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新闻

01．摩根士丹利陷入高管人事混战；02．飞利浦英格兰裁员；03．大众中国任命多位新高管；04．UT斯达康大规模裁员约15％；05．TCL移动213管理层被换；06．安利中国员工可能大逃亡；     

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的关系——考虑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依据行权条件和行权有效期将股票期权激励方案分为"高标准型"和"低标准型",利用2006—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两类样本组中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媒体关注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标准型"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之间存在呈倒U形关系;"低标准型"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媒体关注度越高,"高标准型"组中两者倒U关系的拐点越滞后,同时"低标准型"组中两者的负相关关系越弱。     

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将地方官员动机、企业环保决策与高管工作经历置于同一研究场景,采用倍差法检验了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官员动机变化对企业环保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标准实施前,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显著低于其他企业。而新标准实施后,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提升程度则显著高于其他企业。在财政环保支出较低和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高管的"先天"公职经历企业样本中,官员动机增强对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提升效果更强。此外,政府给予此类企业环保补助可能是激励其投资减排的重要经济手段。本文以宏观政策实施来外生化地方官员环境治理动机的变化,有利于因果识别官员动机、高管工作经历与企业环保决策间的逻辑关系。其政策意义在于,中国环境治理的症结是地方官员动机的缺失,当中央环境规制能有效激发官员环保意愿时,高管的公职经历将有利于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水平。     

非CEO高管差异化薪酬与国有企业代理效率

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对高管实行差异化的薪酬分配方案,但国有企业的公平偏好与集体主义文化使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程度在改革实践中难以把握.文章以"搭便车"现象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非CEO高管为视角,研究了非CEO高管之间的差异化薪酬是否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的薪酬差异能够有效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并以2015年国有企业差异化薪酬改革作为外生实验,缓解了非CEO高管薪酬差异的内生性,上述结果仍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的薪酬差异可以通过减少对非CEO高管的监督成本与提升非CEO高管的激励效率这两个渠道来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研究表明,现阶段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有助于激活高管积极性,提升国有企业的代理效率.这支持了当下推进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异化改革的积极意义,也为国有企业高管团队差异化薪酬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对策

有效的高管薪酬设计可使高管的薪酬和公司业绩紧密相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而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还不完善,公允价值变动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存在"功能锁定"现象;损益对薪酬的影响不对称,"重奖轻罚"现象明显;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易被高管人员操纵等问题凸显。应采取股权激励、退休福利与基本薪酬并行原则;奖惩平等,将公允价值损益作为特殊业绩指标单独考核;将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综合考虑;注重长期利益、业绩指标多元化,多方面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     

从公司治理3G定律的视角分析公司高管信托责任缺失的原因

信托责任是普通法理的重要概念,现在逐渐应用到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管理领域,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公司治理过程中都存在严重的高管信托责任缺失的现象。公司治理的3G定律是建立在伦理角度和管理角度的定性分析理论,原理上要求建立一个对高管的合理薪酬,完善约束和监督机制从而增加高管"出轨"的成本,减少其违约收益,并给予及时的激励使履行信托责任达到双赢,实现一个动态的管理均衡。     

“ST”公司经营状况研究

文章通过对"ST"公司的研究,发现被"ST"处理的公司市场回报率、高管的薪酬并不低的异常情况,说明被"ST"处理的公司的公司治理存在问题。     

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

新会计准则实施背景下,公允价值信息成为高管薪酬考评中不容忽视的新因素。以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公允价值的替代变量,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不相关);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高管薪酬存在差异影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企业整体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不显著,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有待完善。     

高管人员报酬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以中部地区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中部六省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公司特征、公司治理结构以及高管人员人力资本特征等三类十一项因素,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它们各自与高管报酬的相关性.探讨这些因素对高管报酬决定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绩效、法人股比例与高管报酬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显著负相关,高管年龄对其报酬也构成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