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分析——基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

本文推导了资本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发现影响资本回报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乘数大小、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利用1980—2009年数据计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估算了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并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随投资的增长而降低,资本深化虽然导致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且乘数放大了这种效应,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使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处于一个稳定水平。     

制度环境与地区资本回报率

本文测算了1997-2007年中国的地区资本回报率,并运用制度实证分析框架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依次递减,地区间资本回报率差距没有明显缩小;(2)政府干预和非税负担显著降低地区资本回报率,产权保护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尚不显著。因此,作者认为欠发达地区要提高资本回报率以吸引外部资本流入,必须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降低非税负担。     

中国省际资本回报率与投资过度

本文在现有宏观层面测算资本回报率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将风险因素纳入基本模型探索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的测算方法,并进一步分两个层次考察我国是否存在投资过度。通过采用1993—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1)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指标优于资本回报率指标;(2)省际的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处于8%到15%的区间范围;(3)区域间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的时间趋势一致,但绝对大小存在显著差异,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上升其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4)中国的投资过度问题亟需重视,其中河北等9省已出现第二层次投资过度,北京等12省已接近第二层次投资过度的临界水平,余下8省没有达到第二层次的投资过度。     

数字经济下的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研究

围绕数字经济和高投资率是否合理的热点话题，文章首先运用改进的宏观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理论分解框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强度和内在机制。测算结果表明，2005—2020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态势，其中2005—2012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保持上升趋势，2013—2020年呈现下降趋势。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提高1%，工业资本回报率会提高约0.4%；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工业资本回报率；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特征，并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实际利率与投资：基于行业数据的分析

针对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论，本文对工业行业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然后考察了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分析了资本回报率行业差异的原因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我们发现：除了2008年和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的两次下跌之外，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自1999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大部分行业的资本回报率都很接近，但国有垄断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要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投资对于资本回报率与实际利率之差高度敏感，-9实际利率的相关性则不显著；货币调控存在明显的行业效应．其中行业的外向型程度、资本回报率和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对于其货币供应反应弹性有着显著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分析

文章基于改进的宏观模型首次测算1978-2018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从理论分解和经验分解两个视角系统地识别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经历三个阶段:1978-1998年、1999-2011年、2012-2018年.其中,1978-1998年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1999-2011年保持上升趋势,2012-2018年再次出现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较为平缓.且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两个区域性差异特征:一是工业资本回报率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二是工业资本回报率区域间差异逐渐收敛.同时,经验分解结果与理论分解结果保持一致性,即全要素生产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正相关,资本错配程度、资本深化速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负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走势,并为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合理依据.     

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投资?——基于1995-2014年投资效益的测算

本文旨在从投资效益的角度研究中国持续高投资率是否合理以及投资是否过度问题.通过应用AMSZ准则检验中国近二十年来资本积累状况,发现自2003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呈现资本总收益小于总投资的资本过度积累状态;进一步测算同期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发现2008年后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以来,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通过对投资率与资本回报率进行拟合,发现投资率对资本回报率具有负向影响.由此得出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度投资的结论,并就过度投资的危害及其防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及其变动决定了一国总体投资效率的走向。根据1990-2012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宏观数据的测算,更新了三个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情况,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分析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五大因素对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各地区资本回报率呈现波动式下降,至2012年已低于20%。资本深化抑制了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增长,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外贸依存度的增加阻碍了东部地区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不影响西部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动,但对中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应根据地区经济特色与发展阶段,实施改善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与竞争政策,提高投资效率,推动经济转型。     

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估算和影响因素分析——1999—2004年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借鉴Mueller和Reardon（1993）的模型以及Bautool等（1970）的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仅为2．6％，并且，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堪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资本投资回报的提升。在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的交互作用后，我们发现，二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分解

资本回报率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重要反映,也是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力依据.本文估算了全国和分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并着重对1979-2013年全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可视为几乎没有影响.     

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之谜

多年来,中国在保持很高投资率的同时,资本回报率却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这在现有理论框架下难以较好地解释。本文以内生视角重审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构建了扩展的二元经济模型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本文模型放松了"知识溢出模型"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单位弹性假设,提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维持上升的资本回报率所要求的"强条件"和"弱条件"。理论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因素使资本回报率上升对技术溢出效应的要求降低为弱条件;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技术溢出效应满足弱条件。因此,劳动力转移与技术溢出效应结合是解释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之谜的关键。     

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估算和影响因素分析-1999-2004年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借鉴Mueller和Reardon(1993)的模型以及Bau-mol等(1970)的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仅为2.6%,并且,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堪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资本投资回报的提升。在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的交互作用后,我们发现,二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资本回报率增长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研究——基于82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

基于制度层面分析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有助于探索经济增长新动力。计算82个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对其变动机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资本回报率增长存在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最优强度小于发达国家；②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以远离最优强度状态促进资本回报率提升，发达国家则以接近最优强度状态促进资本回报率提升；③金融危机后，知识产权保护的促进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在发达国家有所弱化；④机制分析显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资本回报率。     

国际资本流动模式及其国际经济影响模拟研究

国际资本流动是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章构建了一个经济一体化格局下包含创新机制的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设计了两种国际资本流动模式,对不同国际资本流动模式驱使下各主要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格局进行了模拟.研究发现:(1)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模式是介于投资回报率均衡模式和资本吸引力模式之间的混合模式,这种情景将使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2)在混合模式情景下,各部门都存在产业重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幅度普遍高于资本密集型产业;(3)国际资本流动模式的改变对国家间经济关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当国际资本流动完全遵循投资回报率均衡时,资本更倾向于流动到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发达国家,而当国际资本完全按照资本吸引力流动时,资本倾向于流动到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可能出现"再工业化"的现象.由于三种情景下均将长期处于资本净流出状态,中国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对资本流动进行引导,提高资本吸收能力,突破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束缚.     

各类所有制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分析 ——基于资本回报率的视角

本文以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对中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虽然2012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但减税降费在巩固资本回报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益于强有力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政策,2020年企业税后资本回报率小幅提升,但企业盈利恢复基础仍不稳固。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2018年以来,受内外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央企税前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地方国企,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地方国企盈利能力亟待提升;集体、外资等其他所有制企业资本回报率均值较高,但样本数量有限、波动较大。今后,应加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深化资本市场发展,更好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

本文在从年份资本理论视角讨论投资、折旧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重估中国1993—2007年的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本文估测的税后名义资本回报率在8.0%到13.8%之间,税后实际资本回报率在6.9%到12.9%之间,明显低于现有结论。资本的异质性与年份效应导致高估折旧率、人为低估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进而高估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长期趋势由投资来源和增长扩张模式所决定,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份额上升。高估资本回报率会误判要素价格政策的调整空间和效果,资本回报率水平不足以判断投资是否过度,中国的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深入讨论。     

金融发展、投资扩张模式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使用中国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由2008年之前的平稳期进入到大幅度下降期，但区域间趋同趋势明显；中国金融发展不足与发展过度问题并存，其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也因地区不同而出现了明显差异，在投资扩张系数较高的地区存在着“金融失效”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较低的地区存在着“金融诅咒”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居中的地区存在着“结构失调”现象；政府干预会加剧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但该作用在不断减弱；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的缺失，是资本存量对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资本回报率的提升，还延续了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时期；技术进步是中国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动力。     

中国土地要素回报率的测算

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社会资源,测算土地回报率有助于优化要素配置。文章运用回报率的测算方法对中国各省份第二、三产业用地的回报率进行测算,并从时间、空间、产业三个方面对土地回报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土地回报率整体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2)依据土地回报率水平及其增长率两个维度,将30个省（区、市）划分为“高土地回报率—高增长率型”“高土地回报率—低增长率型”“低土地回报率—高增长率型”“低土地回报率—低增长率型”四种类型模式。(3)从产业来看,第三产业土地回报率显著高于第二产业,其差距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除“低土地回报率—低增长率型”模式外,第二、三产业土地回报率均呈现上升趋势。(4)土地回报率的地区差异整体呈现“L型”下跌趋势,自2006年以后,土地回报率Theil系数基本稳定在17.85左右。其中,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贡献最大。     

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否提升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基于GMM方法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对中国2002~2013年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使用GMM方法分析了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地区差异明显,且具有"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的双重特征;从地区上看,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则存在负作用,这表明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着"N"型的影响关系;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存在"惯性"。     

中国工业资本收益率和配置效率测算及分解

本文利用1999-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工业资本收益率,在此基础上基于资本边际收益均一化理论测算了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并利用份额转换分析方法对工业资本收益率进行行业间分解,结果显示:(1)中国的工业资本收益率在近十年内大幅提高,而资本在行业间的配置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变化很小。(2)中国工业部门资本收益率的增长是由于资本收益率自身的增长效应带来的。工业资本效率的改善更多体现在总量效率上,而投资结构缺乏效率。本文的发现对反思和探讨产业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