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父代居住模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日益突出,代际收入流动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从父代居住模式的全新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引入父代参保状态和再就业状态变量,对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1)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父代收入越高,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可能性越大;(2)父代的健康状况、参保状态影响子代收入,父代医疗方面的支出对子代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城市中的子代代际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更容易保持或高于父代所在的收入阶层;(4)得益于父代提供的代际照料和代际支持,与父代同住的子代有更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人口老龄化加剧了代际收入流动的复杂性,因此研究老龄化背景下代际收入流动有利于探究子代收入的变动原因及其机制,揭示收入不平等的根源,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异。     

人工智能技术会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基于CFPS数据库的经验证据

前沿文献关注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却普遍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对代际层面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10—2016年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父辈和子代收入百分位阶层测度代际收入流动性及流动方向,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代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作用。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增强,并进一步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且对家庭教育程度中等、男性和非农户个体,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中高、财政教育支出水平中高地区个体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更显著促进作用。此外,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和劳动力迁移的途径作用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因此,应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教育公平、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等,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红利。     

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教育机会性别差异的路径研究——来自CFPS的证据

教育代际流动反映长时间跨度内的机会是否公平,而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2018年数据库,专注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别差异的形成路径和原因分析,通过教育代际流动系数、流动方向和流动程度三个视角探讨农村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具体表现。贴合中国农村教育现实背景,得出农村教育代际传递性别差异主要由均为文盲的父代-子代配对为源头;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方向性别差异主要由低等教育家庭女性子女无法获得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而造成;农村教育代际流动程度性别差异主要由低等教育家庭女性子女在获得高阶向上流动时的劣势地位造成。     

社会保险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

优化收入分配、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百分位排序关联系数测量代际收入流动，实证检验社会保险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保显著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新农合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低收入父代家庭和城镇地区更加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后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通过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借贷资本三种渠道影响代际收入流动。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增强社会保险的反贫困和收入再分配功能，进而夯实代际收入流动的物质基础，助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代际收入流动性度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一个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代际收入流动性强意味着子代相对于父代更具有独立性。促进代际流动有助于实现机会和收入的平等并提高社会效率。在流动性的度量中,主要使用回归系数法和转换矩阵法。代际收入流动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关系网络、选型婚配、生理遗传等。西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考察往往忽略了这些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     

代际视角下家庭社会资本与劳动力迁移选择

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基于“定位法”实证分析父代不同特征来源的社会资本对劳动力迁移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父代的政治身份、行政职务和职业声望能够促进子代迁移,国有单位工作和经商背景则会抑制子代迁移;“子承父业”以最大化父代区域性社会资本收益的动机会抑制子代迁移;父代信息性社会资本对子代省内迁移的促进作用更大,区域性社会资本对子代省际迁移的抑制作用更大;地区国有体制环境越强,父代区域性社会资本对子代迁移的抑制作用越大,但就业机会的多样化和公平性对劳动力的拉力能够抵御“人情社会”中父代社会资本收益的拉力。因此,加强对公共部门招录制度的监管和就业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能够降低非正规制度造成的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损失。     

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作用机制。当前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各年龄阶段人群中呈现U型曲线特点,90年代出生的居民面临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即代际流动性较低。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分析了代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但实证分析表明,父代的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影响,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因此,政策改革应当保障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从而推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是衡量机会公平的重要指标。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别。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体制内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自我雇佣者等体制外部门,而来自集体经济部门的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最小。子代个人特征差异对体制外部门和集体经济部门的子代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65%,而对体制内部门与其他两个部门间子代收入差距的贡献只有不到50%。同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程度差别和个人特征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在子代收入分布的不同位置上有不同表现。     

教育代际传递与社会分层——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与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教育代际传递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然后，采用Heckman两步法、工具变量法和变量替换法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中国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显著，高学历的父母倾向于培养出高学历的孩子；子女教育获得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代教育成就会通过子代教育成就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子代的阶层流动，也即教育代际传递在父代教育不平等与子代社会地位不平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此，要针对弱势家庭建立教育资源补偿机制，促进阶层流动。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代际收入转换矩阵法及MLM模型研究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其子代收入的影响更大。(2)不同所有制部门处于收入阶层两端的代际收入流动情况差异较大,国有部门最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60%;而非国有部门最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44%。(3)人力资本是影响不同所有制部门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家庭背景在不同所有制部门发挥的作用不同。     

资源代际传递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经济学权力范式的分析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资源代际传递又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大阻碍。本文借助二阶段Stackelberg博弈思想,引入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源代际传递构建子代对自身资源进行最优分配的博弈行为选择模型。基于资源形成权力、权力决定利益分配的逻辑,阐释资源代际传递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家庭代际权力,即子代凭借家庭优势在资源竞争和利益分配时形成对他人的控制力或影响力。数值模拟发现制度选择对代际权力、社会产出和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政府应着眼于预分配来缓解再分配压力,在子代进入市场前合理配置经济和非经济资源以缩小代际差异。利用资源调配权力制衡家庭代际权力,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形成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环境。     

教育扩张与城乡居民家庭教育代际流动性

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取教育代际次序相关性分析方法,考察了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和1999年开始实施的高校扩招这两项重要的教育扩张政策对我国城乡家庭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义务教育法》与大学扩招政策均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教育代际流动性,但对城镇家庭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影响不显著。(2)相较于父代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父代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的城镇家庭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而高校扩招政策显著提高了父代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的农村家庭的教育代际流动性。(3)高校扩招政策显著提高了高等教育资源不丰富省份的农村家庭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并且对促进这些省份农村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代际流动性的作用更加显著。(4)《义务教育法》和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均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父代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子代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性。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挑战与对策

数字经济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乡村数字经济从农村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农民增收和消费结构优化、城乡协调发展三方面赋能乡村振兴，但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涉农数据开发率和利用率低、数字人才短缺、规模经济较弱等问题。因此，要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资源市场化流通，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强资本吸引力，使乡村数字经济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     

电子商务与农村收入流动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不断与农业农村融合,农村电商快速发展是其中典型代表之一。农村电商发展是否会促进农村收入向上流动,这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提高农村收入流动性,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通过创业和产业升级机制促进农村收入流动性向上流动的基础上,采用2011—2020年全国25个省1269个县的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方法,实证评估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示范政策显著提升了农民收入向上流动,农民收入跃迁值增长2.4个百分点;示范政策主要通过创业机制和产业升级机制提高农民收入的向上流动性,其中发展农村第二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就业水平是重要的传导机制。     

数字赋能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检验数字赋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相较于大规模、资本充足和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赋能对中小型、有融资约束和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弱.机制检验发现,数字赋能可以通过促进企业间研发协作、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赋能人力资本三种中介渠道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政府部门应制定支持数字化发展的政策,加快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企业利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可得性;企业应高度重视数字赋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建设.     

非正规就业抑制了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吗

非正规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广泛存在，其快速发展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追踪的家庭为样本，使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不利于加快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机制分析表明，保障缺失、社会资本不足以及金融支持的乏力是非正规就业影响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的负向影响在农村地区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数字新基建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影响研究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驱动载体，数字新基建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供给与需求双重视角，探究数字新基建影响国内价值链循环的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国内价值链循环。供给侧驱动效应下数字新基建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国内价值链循环，而需求侧驱动效应下消费升级是其推动国内价值链循环的中介机制。异质性研究表明，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数字新基建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消费品市场分割程度高的地区，数字新基建的赋能作用会被削弱。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新基建有助于提升国内产业价值链增加值，且这一影响效果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上述研究表明，应重视数字新基建在构建产业链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性与全局性作用，分行业、分地区、分步骤地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新基建的部署质量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