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建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文章将国家级新区设立视为一次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反事实”框架下,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第一,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设立主要通过“政策效应”“集聚效应”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仅与区位条件、市场发育程度等外部环境因素相关,还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成长周期等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文章为评估国家级新区政策效应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经验证据,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国外区位导向性政策研究最新进展及对雄安新区建设的启示

〖JP2〗国外区位导向性政策研究的最新进展为雄安新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方法。通过总结国外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现实应用,发现其具有应用灵活、实施区域不完全按照现有行政区划、政策目标多元化等新特征。从理论上看,集聚外部性、劳动力市场摩擦与空间关联效应的存在为区位导向性政策提供了理论合理性,但其作用的发挥受诸多因素制约。在实证评估中,现有研究主要利用基于微观大数据的拟自然方法估计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因果效应,但现实中其具体效果差异很大,同一政策的效应在不同区位与时点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雄安新区建设中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并对其进行针对性评估。〖JP〗     

国家级新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级新区是经国务院批准,为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而设立的综合功能平台,其设立的政策效果有待检验。基于2002—2018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设立国家级新区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识别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1)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并且其推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未减弱。(2)在东北和西部地区设立国家级新区的政策效应明显优于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设立国家级新区,内陆地区设立国家级新区的政策效应明显优于在沿海地区设立国家级新区。(3)无论国家级新区设立在“省会及以上城市”还是“其他城市”,对周边城市均存在“虹吸效应”,其中又以设立在“其他城市”的国家级新区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更显著。(4)跨区域设立国家级新区的政策效应要优于单一行政主体设立国家级新区的政策效应。上述实证研究结果为国家级新区未来布局和相关政策实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我国国家级新区的类型划分与政策导向

我国共设立了19家国家级新区。国家级新区承担着探索改革与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区域发展、提升区域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通过对已设国家级新区空间布局与功能定位的比较分析,将其分为改革开放先锋区、区域增长极核、特殊类型功能区三种类型,并从国家战略、区域布局、政策供给、体制机制等方面阐释我国国家级新区的改革创新导向。     

区位导向性政策如何影响本地就业——基于中国大学城建设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存在溢出效应的集聚经济模型,刻画与验证了以中国大学城建设为代表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对本地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城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就业规模与就业增长率;机制分析显示,大学城在促进与其紧密联系型行业的就业的同时,还会通过“集聚-溢出”效应影响本地其他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高行政级别城市、4年制普通大学占比高和规模较大的大学城对本地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发现对于如何通过实施针对性的区位导向性政策提升本地就业承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为评估中国大学城建设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开发区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

开发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转型制度"形式,正在经历一个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的转变。本文依据江苏省沿江开发区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检验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空间集聚因素与技术升级对"落地"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揭示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的性质以及演变为产业集群的趋势。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进驻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策租",由此导致开发区企业"扎堆"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聚效应:靠近要素或者靠近市场的好处。企业一旦"落地"开发区,尽管它并不必然与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但其技术和市场行为必将与当地政府和产业关联要素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和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因此,在产业转移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基于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开发区的非政策性的集聚效应。     

基于郑开同城一体化平台建立郑开国家级新区的研究

本文以郑开同城一体化为基础,针对国家级新区阵容不断扩大之态势,以国家级新区建设背景为导引,从河南建设郑开国家级新区内外因缘起分析,通过对比和因果关系来以此证实郑开(郑州、开封)同城一体化的发展有必要通过创建郑开国家级新区予以深入推进,这有助于两市的进一步融合发展,有助于中原城市群区域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有助于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力的提升,进而带动河南更好地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部崛起和国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开发区设立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建立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开发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可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从异质性特征看,市场竞争越充分,要素扭曲程度越低,就越能强化开发区设立的促进作用。此外,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受开发区设立的影响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显示,开发区设立的政策效应、竞争效应和集聚效应是重要的传导路径,分别通过实施财政补贴、促进良性竞争和产生集聚经济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最后,从政府和企业视角提出推进开发区平台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的数据集,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和重要条件。实证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驱动力;异质性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于战略性新兴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有效提升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拓展企业资源边界并提升企业的主动风险承担性。此外,标的企业之外其他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显著溢出特征,进一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本文为理解中国政府前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效果、机制和发挥作用的条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支持,为完善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     

边境区位利益博弈与企业行为效应分析

边境区位地处异质性显著的国家经济体之间，潜在着巨大的合作开发空间和利益博弈。本文通过构建和分析边境区位集聚效应博弈模型，揭示了边境区位集聚的过程、方式与企业行为响应机理。研究发现：边境区位开发利益及其对企业的集聚效应与政府的激励政策密切相关；本区位企业和外部企业双方总投资规模逐渐扩大，激励力度就会随之减少；外部企业的物理距离越大，激励力度就会越大；激励度随外部企业进入的前后成本变动而改变；外部企业进入后的市场份额掠夺过大，政府就会减少对其激励的力度；本区位企业认为市场的得失比成本更重要；市场开放程度对外部企业的吸引力很强。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现代服务业核心产业的金融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金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而空间集聚已经成为金融产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金融集聚的形成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值得深入探讨。从全国和分区域的层面对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市金融集聚整体上对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金融资源向着发达省市集聚导致不平衡发展格局突出,我国东中西部金融集聚程度呈阶梯状递减,而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的作用却是呈阶梯状递增的,另外对正在进行经济转型的东北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金融抑制。     

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区位分布——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3—2004年省级地区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对FDI在我国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和区位特征变量一道触发了FDI的初始地理集聚,而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后果会被持续加强,导致了FDI在我国省级地区的不均衡分布。(2)从长期来看,单纯的税费优惠手段对FDI区位选择整体上不起作用;各地区在交通、通讯和能源等硬件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对吸引FDI流入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各地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并导致科教文卫等软件公共物品投资不足;此外,旨在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制度优化竞争对吸引FDI流入也具有积极作用,应成为未来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方向。本研究为各地招商引资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除了地方政府竞争因素以外,FDI的区位选择还要受到地方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等区位条件,以及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     

产业集聚、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空间集聚理论角度,利用2005-2010年我国我国省会城市为样本,分析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1)制造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的显著性,且对地区工资水平影响力较大.(2)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对经济增长以及工资差距都有显著影响.(3)产业聚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当聚集程度进一步加大时,聚集效应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反而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企业进入与就业增长——基于中国房地产业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利用1997年~2011年中国房地产业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的当期对就业增长产生较强的正向效应;(2)以后各期既产生正向效应,也产生负向效应,总体上来看正向效应较强,显示出较高的间接供给效应;(3)从长期来看,其影响效应近似呈U形特征,在第4或第5期影响效应最小。此结论与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房地产业企业进入的现状相吻合。     

关于设立西安浐灞生态区为“国家级城市生态新区”的建议

议案提出者: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陇海兰新经济促进会理事长陈宝根案由(一)建立西安浐灞生态区的两大背景一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需要;二是城市增容的需要。生     

企业异质性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我国更加注重从供给角度满足人们日益变化的消费需求,希望通过三去一降一补等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对象便是企业。基于此,文章从企业性质角度探讨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通过构建的经济系统,针对企业效率这一要素是否会对产业空间布局和企业选择产生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生产率高的企业倾向于在区域中心布局,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倾向于边缘地区。     

我国城市群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25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城市群发展规划速度明显加快,城市群在推进城镇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文章使用城市空间隔离程度与城市边缘性之比对城市集聚程度进行度量,基于2004—2020年我国257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并实证分析城市群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适度的城市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具体而言,城市集聚有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活力,减低居民失业率,提高产业协同作用,提升城市疏解能力,激发城市发展内生动力。研究结论经过了稳健性检验。基于研究结论,文章建议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发展配套政策体系,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市场建设,改善城市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尺度重构视角下国家战略区域的空间生产策略——基于国家级新区的探讨

全球化背景下,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以及资本和技术的快速转移,使区域成为重要的国家生产空间,并引致了国家—区域的治理回应。近年来逐渐出现了沿用尺度重构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区域空间生产策略,尺度重构被视为大多数国家应对区域发展问题的重要手段,而国家级新区就是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尺度重构工具。文章回顾了国家级新区设立、发展的逻辑演变,认为其是国家战略性选择的结果,将政策和优势导向特定的空间尺度,引领了区域的发展。近年来,中央政府更是加大了通过设立国家级新区来重塑区域空间生产策略的行动。最后,文章讨论了国家战略区域空间生产策略体系,并从制度建构、治理重构、规划整合和财税安排等四个方面对善用这种尺度重构工具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