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丑闻、声誉机制与高管变更

本文以2003～2008年发生丑闻的公司高管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约束的声誉机制对高管变更的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公司业绩、董事会特征以及股权集中度并不能有效解释丑闻公司高管变更的原因。相反,声誉惩罚却显著提高了丑闻公司高管变更概率,并分别将这些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的概率至少提高了8.02个百分点和2.46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还表明,声誉惩罚显著降低了丑闻公司董事长变更后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位的概率。研究结论证实,在转型期的中国,作为非正式制度约束的声誉机制能够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发挥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为更好地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实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高效融合，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管理层相机选择会计政策与会计方法的动机降低和机会减少是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和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工业互联网平台数据赋能、吸收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吸收能力理论视角分析平台数据赋能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作用机理。采用239份来自全国部分地区制造企业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平台数据赋能的3个子维度中，平台连接能力、平台智能能力和平台分析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吸收能力分别中介平台连接能力、平台智能能力、平台分析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数字化导向正向调节吸收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数字化导向正向调节平台连接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但在平台智能能力、平台分析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数字化导向正向调节平台连接能力通过吸收能力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促进作用，但在平台智能能力、分析能力分别通过吸收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基于网络溢出的视角

本文使用2006—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在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专利数量、质量和效率);(2)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创新呈现U型曲线作用关系,表明存在正向创新效应的数字化程度“门槛值”;(3)数字化转型通过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和贸易网络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且存在上下游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4)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和平均数字化转型程度及数字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大。     

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与数字经济发展:理论与国际经验

基于理论层面考察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利用41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数字交易发展水平来实现，其中，知识产权自由化和基础设施与连接自由化是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促进作用的关键所在。(2)上述促进作用在亚太地区尤其是CPTPP成员国、发达经济体、高经济自由度经济体中的表现更加明显。此外，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越高，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强。(3)基于跨国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且对总体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外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来实现。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来自COVID-19的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寻求突破的一项重要变革。以新冠疫情为自然实验，基于201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季度数据，使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韧性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所遭受的负面影响要比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更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现金流压力、提升运营效率和降低企业成本三个方面有效提升企业风险应对能力；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疫情严重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工资增长与企业间收入差距——兼论“灯塔工厂”的行业引导效应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引发收入分配问题。文章采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最终落脚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灯塔工厂”所发挥的行业引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工资水平,且这种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垄断性较低行业、劳动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增长的影响存在时变现象,数字化转型成熟期带来的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对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替代效应带来的抑制作用,并构成了企业工资增长的主要成因；数字化转型在扩大企业内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同时,还会通过提升行业垄断程度扩大同一行业内的企业间收入差距；“灯塔工厂”虽然造成了同一行业内其他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和资本要素部分转移,但是有助于提升行业内最低生产效率,缩小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促进行业内企业工资水平的全面提升。文章的结论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防止收入差距拉大提供了实证依据。     

产品市场竞争治理效应：基于静态和动态投资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3年～2008年深沪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样本中，竞争程度与公司当年的投资呈负相关关系，与公司投资变动幅度也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静态和动态投资均有治理效应，但在高竞争行业中不显著。此外，研究还证明了非市场化经济中典型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产品市场竞争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CEO变更视角

产品市场竞争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公司高管是否存在治理效应一直备受各界关注。本文运用Logit回归方法,以2000-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CEO变更为视角,对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表明:(1)总体上,CEO变更与HHI之间的负相关不显著,但低竞争行业下,CEO变更与HHI显著负相关;(2)高竞争行业下,CEO变更对经过行业调整的业绩的敏感性高于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3)中国产品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CEO的监督,低竞争行业还有很大的市场化空间。     

承销商声誉、融资超募与超募资金使用效率——基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0年12月31日前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153家公司为研究样本,重点考察承销商声誉对创业板公司IPO融资超募以及超募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通过对高声誉承销商和低声誉承销商影响效果的实证分析发现:(1)承销商声誉与融资超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声誉承销商支持公司的IPO融资能力更强,能够获得更高的超募率和更多的超募资金,因而融资超募更为严重;(2)承销商声誉与超募资金使用效率呈负相关关系。高声誉承销商支持公司的超募资金使用效率,明显低于低声誉承销商支持公司,表明高声誉承销商支持公司非效率使用超募资金的倾向更加突出。研究表明,在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的背景下,承销商声誉机制的约束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长株潭绿心地区碳汇用地时空演变研究

长株潭绿心地区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绿色空间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提供城市公共生态服务的功能，具有大规模、高碳汇、生态系统敏感的特点。文章以长株潭绿心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在巩固提升碳汇能力的背景下，结合过往研究，将用地类型划分为碳汇用地与非碳汇用地，分析其2015、2020年碳汇用地及碳汇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长株潭绿心地区碳汇用地面积总体呈缩减态势，其总量的减少主要体现在农用地的缩减；非碳汇用地中建设用地增速低但增量高，其他农用地增长显著。(2)碳汇用地内部转化的方向为碳汇能力提升的用地结构；碳汇用地向非碳汇用地的转化顺差较大，而非碳汇用地向碳汇用地的转移主要流向林地。(3)长株潭绿心地区用地总体景观格局多样性和丰富度提升显著，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有一定的消极干扰，且难以控制景观破碎化程度的加剧。(4)碳汇能力的空间分布呈“东强西弱”的格局，2015—2020年总体碳汇能力总体提升显著。(5)湘江沿岸的碳汇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的风险极高；中部山地区破碎化的农村建设用地将会对碳汇用地的连通性产生影响，从而导致碳汇能力的降低。文章为绿心地区碳汇用地格局优化提供...     

云南省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动态关系研究

在云南旅游经济强省建设背景下，选取云南省1990—2013年旅游发展、第三产业、GDP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E-G两步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对云南省旅游发展、经济增长、第三产业长期以来的动态关系做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云南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2）云南省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旅游总收入将提高1.91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总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旅游总收入将提高1.407个百分点。比较而言，整体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比第三产业增长的影响更显著。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在线服务失败类型对平台卖家声誉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平台型电商的快速发展,买家经历的服务失败也日益增多,在线服务失败不但给平台卖家声誉造成负向影响,且不同服务失败类型对平台卖家声誉的影响效应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在线服务失败相关研究的梳理,将在线服务失败类型划分为未达到平台规则和未达到卖家承诺两种,并采用实验法探讨了在线服务失败类型对平台卖家声誉的影响以及外部归因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卖家评分(高评分vs.低评分)和平台型电商声誉(高声誉vs.低声誉)的调节作用。实验结果显示:较之未达到平台规则,平台卖家所提供的商品/服务未达到卖家承诺时,买家对平台卖家声誉的评价更低;买家的外部归因可以中介在线服务失败类型与平台卖家声誉之间的关系;对于高评分卖家来说,外部归因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对于高声誉平台型电商,外部归因在在线服务失败类型和平台卖家声誉之间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平台卖家的声誉管理和在线服务失败补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也丰富了网络消费者行为的相关研究。     

平台经济的社会福利机制及其效果测算——来自外卖平台商户问卷调查的证据

梳理平台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福利影响机制，区分为“福利提升效应”和“福利分配效应”,并对应于互联网外卖平台不同阶段的福利变化。借助对入驻MT外卖平台200多万商户开展在线问卷调查所回收的9132份有效问卷，综合其他渠道宏微观数据，构造希克斯补偿支出函数，并拟合出含佣金的外卖平台供求曲线作为分析各主体福利变化的框架，从实证层面测算垂直领域代表性平台中各主体可货币度量的福利变化，并以此印证平台发展的社会福利效应及阶段性特征。结果表明：(1)互联网外卖平台通过提供数字化服务促进了商户营业流水和利润率的提升；(2)与传统线下餐饮相比，在交易额相同的情况下，互联网外卖中的消费者福利提升约27.79%,商户净利率和毛利率分别提高约1.5%和6.5%,平台及入驻骑手也获得可观收益；(3)从2020年互联网外卖的社会福利分配情况来看，消费者占据最大份额的社会福利，骑手和商户次之，平台收益最小；(4)当前，互联网外卖领域的福利分配状况更接近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情景，这与外卖平台尚处在补贴发展的阶段以及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有关，也间接印证了平台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福利变化机制。社会各界应客观看待平台经济对社...     

投资银行声誉、IPO质量分布与发行制度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投资银行声誉的静、动态分析模型，对投资银行、IPO质量与新股发行抑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运用统计分析技术和方法，对有关推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对投资银行的声誉与其承销的IPO质量之间的关系来说，1999年是一个分水岭；（2）影响投资银行声誉的主要因素是其综合竞争力；（3）IPO上市五日抑价与公司业绩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主要受企业规模、发行比例、中签率、新股定价的管制程度、上市地点与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网络借贷中信息不对称缓解机制研究*——基于信号传递和双边声誉视角

本文借助于“人人贷”平台的微观数据从信号传递和双边声誉两个视角研究了网络借贷平台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缓解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借贷平台的学历信号和双边声誉机制有助于减缓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增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融资后的道德风险。同时，本文还发现借款人的学历信号和双边声誉存在非对称的替代关系，高声誉更能弥补低学历借款人信誉信号的不足，因此低学历借款人更有激励建立自身的高声誉，但是随着借款人学历的提升，该非对称效应消失。进一步研究发现，学历信号和双边声誉机制在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本文的研究对于缓解“长尾人群”的融资约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数字化对区域创新格局的重塑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城市的经验数据

数字化驱动新一轮创新提速的同时,正在重塑中国区域创新格局。在刻画中国区域创新格局演化趋势的基础上,构建纳入数字化调节机制的区域创新收敛模型,利用2013—2021年283个城市面板数据,系统考察数字化对区域创新格局的重塑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地区数字化建设程度存在明显差异;(2)中国区域创新格局呈收敛趋势,数字化提升有助于加速区域创新格局收敛进程,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3)中国南北方地区创新水平增长存在俱乐部收敛,南方地区内部创新收敛进程快于北方地区,而数字化对北方地区创新收敛进程的影响效果更明显;(4)数字化对区域创新格局的影响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只有当数字化水平达到0.154的门槛值时,其对区域创新收敛进程才具有显著加速效应。科学研判数字化对中国区域创新格局的影响,可为促进数字红利共享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并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治建设环境优化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政府支持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典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计算方法、延长时间窗口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第三，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地区、行业层面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绿色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可以促进绿色创新。(2)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在ESG表现和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声誉和权益融资成本在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位于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丰富了企业ESG相关研究,对企业绿色创新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