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企业规模与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江苏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8年江苏农产品加工业12个细分行业的数据,测算12个细分行业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和企业规模对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必须积极培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同时注意优化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规模结构。     

地方政府竞争、资源禀赋与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化创意产业是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重点产业,其发展水平与政府行为和资源禀赋条件紧密相关。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文化创意产业数据,从财政、税收和营商环境三个维度衡量地方政府竞争,使用系统GMM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和资源禀赋对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对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存在正向滞后效应;财政竞争和营商环境竞争有利于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和创新技术进步,长期的税收竞争则会抑制技术进步;资源禀赋对文化创意产业TFP增长率的影响与地方政府竞争手段有关,文化创意资源禀赋在营商环境下存在“资源诅咒”,在财政和税收竞争性下存在“资源恩赐”;资源禀赋将加剧当期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负向效应,削弱正向滞后效应,与地方财政和营商环境之间存在不显著的协同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促进要素流动是地方政府竞争和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主要机制,其次是集聚效应和挤占效应。     

规模经济、集聚效应与高新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高新技术产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高端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关键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09-2016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测算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结果显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下降态势,下降的主要诱因在于技术进步的衰退。回归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和研发经费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显著制约作用,而平均收入规模、区位熵、有效专利数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显著促进作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在于提升技术创新效率,突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培育特色化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注重发挥产业集群的正向外溢效应;扶持中小企业和培育龙头企业并举,建设规模庞大、结构合理、和谐共生的高新技术企业体系。     

工业用地挂牌出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县域层面的证据

本文关注工业用地挂牌出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土地出让数据,研究发现县域挂牌出让工业用地的面积比例越大,辖区内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到的抑制效应就越大。该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同时,该抑制效应在中西部企业、远离省会城市企业以及高资产企业中会被强化。机制分析表明,工业用地挂牌出让会通过预算支出缺口效应、企业利润收缩效应和劳动力平均报酬下降效应这三种途径,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显示,工业用地挂牌出让还会加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程度,不利于缓解地方经济资源错配问题。基于以上结论,我国应当持续推进土地出让制度市场化改革,建立垂直化管理的土地出让效果评估机制,从而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基于市场化程度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应重视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企业发展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07—2018年我国沪深A股市场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从微观层面着手探讨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生产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的"U"型效应特征,其中财政分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显著正"U"型关系,即较高和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更有利,政府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政府竞争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政府竞争能够平抑财政支出分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的边际贡献,财政竞争能够减弱财政收入分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的边际贡献;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生产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U"型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表现在东部地区的企业、技术密集型的企业的"U"型效应明显。     

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用200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横向政府竞争与纵向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U”型关系。此外,纵向政府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纵向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可知,横向政府竞争在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而纵向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明显。研究结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构建横向财政协调机制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弹性调整央地之间的财政分权比重、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启示。     

政府治理效率、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中国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以2015年中国实施的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试点为准自然试验,利用2006-2017年285个城市的样本,实证检验了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政府治理效率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提高政府反腐力度而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审计体制改革对城市全要素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城市、非省会城市更显著.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企业数字化、环境不确定性与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的经济效应有其一般内在规律和鲜明时代特征,企业数字化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取得实效,还会受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年报文本中特征关键词的TF-IDF权重值刻画企业数字化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制,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以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管理能力为内核的企业数字化与TFP呈倒U型关系,且在当前主要表现为生产率提升作用;该倒U型关系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下更加明显,随着时间推移(滞后1年),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在宏观层面会变弱,在微观层面会增强;管理者短视主义、行业竞争强度和区域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水平对数字化的生产率效应存在一定异质影响,企业数字化在环境不确定性的正向调节下有收敛趋同的可能。以上研究结论为探究企业数字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对于引导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组织管理变革,以及应对不确定性冲击、消弥“数字鸿沟”,具有实践及政策启示。     

政府发展战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采用1998—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探讨了政府发展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违背比较优势的政府发展战略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低的省区,违背比较优势的政府发展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明显。     

产业集聚、企业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长三角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聚、企业规模对TFP增长的影响;其次,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07年我国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江苏、浙江、上海)20个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化;最后,用面板数据的计量回归模型对长三角两省一市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表现出负增长;产业集聚和企业规模对上海、江苏和浙江制造业行业TFP增长的作用显著,且产业集聚的作用大于企业规模的作用。     

什么类型产业政策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35个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产业政策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选取2000—2020年35个工业行业为研究样本,重点考察产业政策中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规模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行业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为负,行业规模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双重效应,即短期内以财政科技支出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减免税为代表的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而中长期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研发支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应对经济风险能力至关重要。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发布的2016年为时点,选取2010—202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十三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显著高于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研发水平较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政策变动的反应高于研发水平较高的企业。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研发支出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存在“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支出增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且非国有企业的传导机制更为显著。     

要素流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国有部门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针对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估计框架得到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致性估计,并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上世纪末以来国有部门改革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抓大"政策使国有部门通过企业优化重组和部门内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提升了国有部门和制造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而"放小"政策尽管对国有部门生产率有一定负效应,但通过部门间要素流动促进了制造业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并贡献了1998—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25%。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税收分成、地方政府行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73个地级市的检验

本文基于财政激励的视角,以增值税的分成变化为核心,将税收分成、地方政府行为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下的税收分成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测算2000—2011年的税收分成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分析了税收分成方式的改变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其具体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市县增值税分成比例的提高,客观上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过机制分析验证了增值税分成比例的提高会驱动地方政府追加生产建设领域的投资,而忽视了公共民生领域,从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对自有财力依赖度较高和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的地级市更有动机改变其财政支出结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大的不利影响。     

人力资本构成、生产率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1987-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构成和生产率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高技术人力资本和低技术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高技术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大;两种层次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依赖于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与全国最高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距离,高技术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当生产率差距较小时,高技术人力资本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较大,当生产率差距较大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依赖于低技术人力资本的积累.     

雾霾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将城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匹配的基础上,本文就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治理策略互动形式进行了检验,然后构建空间自滞后模型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雾霾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本地影响及其空间溢出影响,进一步从资源配置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和污染避难所效应三方面考察了雾霾治理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随着环保政绩考核的加入,地理邻近城市环境治理策略逐渐从“逐底竞争”转变为“模仿”形式,即邻近城市加强或放松治理,该城市也加强或放松治理强度,相对竞优模仿形式下雾霾治理更有助于促进本地、邻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不同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企业存在差异。进一步探究原因,发现加强雾霾治理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促进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雾霾治理产生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不利于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完善雾霾联防联控机制、创新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