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协同与成本粘性

数字化变革可突破时空局限和产业界限重构经济运行模式,并对微观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成本费用有深刻的影响。以2009—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利用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且当公司供应商和客户集中度较低以及公司与客户、供应商分属异地时这种降低效应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强化技术替代用工、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加速供应链资源高效运转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激励

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拓宽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了资源赋能的作用。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资源赋能作用增加管理层激励呢?本文从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激励的资源赋能作用。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或者CEO具有高学历背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为薄弱、公司专业性股东话语权较小和公司所在省份制度环境较差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促进了公司创新投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即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此外,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本文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变革形式,可以赋能公司管理层激励,进而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供应链韧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的证据

提升供应链韧性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数据,从供应商配置与存货角度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供应商集中度,增加企业存货,多元的供应源与充足的存货储备有助于抵御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塑造供应链韧性。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对外部资源的管控能力和内部资源的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了供应链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运用对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最为明显;外部交易成本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打造供应链韧性的效果更显著;同时,数字化的稳链作用更多体现在面临外部信息约束较高的企业。进一步研究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使进口供应链多元化,分散进口供应链风险。本文的研究为推进数字技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基于网络溢出的视角

本文使用2006—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在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专利数量、质量和效率);(2)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创新呈现U型曲线作用关系,表明存在正向创新效应的数字化程度“门槛值”;(3)数字化转型通过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和贸易网络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且存在上下游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4)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和平均数字化转型程度及数字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大。     

后疫情时代供应链及其数字化转型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化技术被广泛应用.诚如"世界经济论坛"发起人施瓦布教授在其新著《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中所表达的一个观点——疫情"迫使并鼓励我们走向数字化". 我们跟疫情的缠斗还在继续,因疫情而造成的种种变化,也已经开始显现,这其中包括人们对供应链的认知.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成与企业绩效——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高自身资源和能力水平并借助外部主体力量放大其潜能提供了有效的转型升级思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本文运用Python获取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集成程度具有显著的推动效用;供应链集成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通过供应链集成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促进效果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和非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中更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及供应链集成的积极影响在中小型企业中并不显著;供应链集成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间不能发挥中介作用。本文对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和微观基础进行了探索,研究结论对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性的指导建议。     

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增值税税率降低的视角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是政策支持的关键。以2018年5月实施的增值税改革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增值税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增值税减税在2018年政策出台当年及之前年份中政策效应并不明显,而在2019年与2020年政策效应更为显著。从具体机制来看,增值税减税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提升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体系,落实落细相关政策,通过减税政策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增强企业长期经营信心,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供应链转型升级模式及全链路优化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部署和发展方向。针对当前复杂特殊的经济环境有必要以开放系统的视野重新界定数字化供应链转型升级及全链路优化的本质内涵,厘清现阶段表现的基本特征,明确识别出数字化供应链转型升级模式,深刻认识当前演进形态核心要素的本源。进一步梳理出数字化供应链全链路优化的建设机制：一是“新营销+新品牌”增值机制：构建消费者价值模型,重塑数字化供应链价值衡量标准。二是“新履约+新金融”提效机制：数字化供应链的全链路优化提效,中小企业的普惠金融。三是“新组织+新技术”赋能机制：以组织变革释放业务动能,打造数字化供应链的基础设施能力。并进一步提出实现路径的中国思路：加快建设“连接+智能”与“平台+生态”数字化供应链转型升级、全盘深化重点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全链条数字化供应链转型升级、全面推动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区的全方位数字化供应链转型升级、推进建设“促进中心”与“培育工程”数字化供应链转型升级。逐步建成高效科学的中国特色数字化供应链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兼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中求进”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变革过程中对企业风险隐患的防范与化解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既有研究关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尚存分歧。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公司年报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会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较而言,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非过度负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费用和驱动经营多元化策略等渠道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文章通过文本挖掘获取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采用2013-2020年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制造企业技术创新,从机制路径来看,供应链集中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中,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比非高新企业和中小企业更加显著。     

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与产权激励功能探讨

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作为技术创新成果公共属性特征的重要表现,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与消极阻碍双重作用。而技术成果产权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产权激励机制,则是克服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消极作用的重要途径。其在技术创新的各种激励手段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机制的演化博弈——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

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核心企业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支持和信贷担保支持，可以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从供应链金融视角切入，融合数字化服务平台和政府补贴，设计核心企业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的机制，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机制有效性，通过数值仿真进一步探寻初始积极策略比例、政府补贴、参与成本等不同因素对机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企业、核心企业、金融机构选择积极策略的初始比例越高，博弈系统收敛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概率越高；政府补贴有助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机制顺利发挥作用，但在博弈主体初始积极策略比例较低时的边际效用较弱；降低博弈主体的参与成本是促进博弈系统向帕累托最优状态演化的重要途径。     

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目前企业创新变革的关键突破点,必然会对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会计信息可比性提升,且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市场竞争在二者的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抑制供应链集中度、降低战略差异度,进而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在较低的高管股权激励、非“四大”审计、高新技术企业中效果更显著。本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信息披露方面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规范数字科技战略下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

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经济逐步从要素投入型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型,要实现这一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可能是未来一个潜在的突破口。本文将为这一判断提供初步的微观证据。本文将企业数字化投入纳入传统增长核算模型,发现数字化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07—0.09,且行业间差别大,配置效率提升空间较大;平均而言,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为10%左右。此外,行业—企业、企业—企业匹配数据检验结果均表明,上游的数字化发展存在产业链溢出效应,会使得下游企业管理费用下降、存货周转率提高,同时优化下游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下游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本文的研究表明,当绝对的技术突破面临瓶颈和不确定性时,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许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路径之一。     

疫情下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的激励效应

作为吸纳就业"主力军"的小微企业,是助力经济发展的"轻骑兵",也是带动投资、推动创新、促进消费的重要"生力军",是市场经济主体中最具活力、数量最大的企业群体。其发展关系到科技创新与转型升级,关乎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与动力。新冠疫情发生时,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针对小微企业,国家在前一轮减税降费政策后又颁布了一连串税收优惠政策,以助其有序复工复产。因此,主要分析了疫情冲击下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的激励效应,并提出提升效应的建议。     

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特点、趋势和中国应对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浪潮正在加速推进。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和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聚焦产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其中,美国、英国等国家从“自由探索”向“政府干预”转变;德国、法国等国家通过政府直接引领,营造优越的产业数字化生态系统;日本、韩国等国家以问题为导向,重视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中国立足本国优势产业,寻求数字化新变革。但总体而言,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均表现出产业数字化转型以政府的发展战略为主导、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合作为基础、以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为战略选择、以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人才为重要支撑、以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升级为主赛道的发展特征。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链重构的竞争中,中国应将进一步夯实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共性技术辐射能力,充分利用工业体系规模优势,把“双循环”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等视作战略着力点,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财务数字化转型初探

近年来,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需要不断修炼“内功”,提升自身实力。与此同时,科技水平高速发展,各类新兴技术日新月异,并不断与传统行业融合,形成新的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的必然之路。我国作为制造业与互联网大国,更应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拥抱数字化,实现弯道超车。财务作为企业重要的传统部门之一,一直以来也是企业信息化的“排头兵”。因其自身具有货币化计量这一属性,成为企业中唯一可以串联起人、财、物、供、产、销等各类价值链条的职能管理部门。财务数字化转型之路势在必行。     

结构性减税政策与扩大内需关系的研究

结构性减税比单纯的减税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历时5年的实践,在扩大内需、减轻企业负担、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效果,顺利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必须重视的现实问题是减税有悖于地方政府的眼前利益,减税方案面临难实施的现实困境.应重视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优化财力分布,解决地方财政减少的困境,进而减少改革阻力.     

“同命相连”：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

供应链数字化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由于供应链网络中包含了上下游多家企业,供应链数字化依赖于供应链网络中各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然而鲜有学者关注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产生机理。研究发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纵向同群效应,且相对于同竞争对手网络的横向同群效应,纵向同群效应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网络中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应和动态竞争效应有助于数字化转型纵向同群效应的形成。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或者当同群企业类型为供应商、同群企业重要性更高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同群效应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稳定性。本文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联动以及地方政府稳链固链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