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是中国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此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作为碳市场调节机制的核心，对中国推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0年894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从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分工两个维度进行了作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碳排放强度，且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说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加速了企业低碳转型进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但不能通过企业分工降低碳排放强度，且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和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企业有所差异。本文研究表明，实施“碳排放双控”政策需要健全各项配套措施，重视碳市场建设并加强企业环境监管对中国低碳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损益偏离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研究

"双碳"目标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但其对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影响依然有待检验。结合1997—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地区绿色经济效率,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试点政策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损益偏离视角展开机制检验。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经济效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依然可靠。缓解"收益在外,污染在内"的损益偏离现象,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机制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有效途径。随后提出通过进一步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进而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吗

财务资源是企业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和开展经营行为的重要保障,因而探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会对企业的财务资源产生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构建PSM-DID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通过预防性动机和交易性动机两条路径而影响试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进一步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试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作用在具有投资偏好的企业、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行业的企业和市场势力弱的试点企业中更显著。因此,政府要继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向相关企业提供绿色资源支持;企业要增强对“双碳”政策的敏感性,在提高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低碳、良性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外溢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人工智能通过推动节能降碳、完善环境治理、发挥技术外溢效应，助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攀升。从人工智能视角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选取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厘清并检验人工智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人工智能显著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次，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外溢的遮掩效应强化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后，分地区样本的考察显示地区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人工智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比东部地区更为显著；相较于南部地区，北部地区人工智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阶段企业减排效应研究

2021年7月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由试点地区扩大至全国范围。作为实现“3060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对其在试点阶段的政策效果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2013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19年175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微观企业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显著减少了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交易试点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从而作用于企业碳减排;碳交易试点对大规模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强于小规模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强于国有企业。为此,应继续大力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在发电行业碳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逐步纳入条件已经成熟的行业;重视企业研发创新在碳减排中的重要作用,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相应地推出有一定针对性的措施;尽快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信息强制披露制度。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碳减排,但是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中部地区的碳减排,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碳减排影响不显著;（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为中介促进了碳减排;（3）环境约束力度的强弱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强约束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更大。     

专访原北京绿色交易所碳交易中心高级经理颜磊 碳市场如何为环保行业带来“额外”收益

2013年加入北京环境交易所(2020年6月,更名为北京绿色交易所),全面参与北京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碳交易指导、控排企业低碳咨询、碳资产开发与评估、林业碳汇开发以及市场开发等工作。成功开发多个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牵头负责大兴安岭松岭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全球环境基金仙居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碳汇项目、京东方集团光伏项目CCER开发、北控绿产光伏项目CCER开发、吉林宏日生物质项目CCER开发;参与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课题研究、华夏银行碳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抵质押贷款创新模式研究与试点课题、北京市交通行业综合能效分析与碳排放管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研究、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工作、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气候投融资工具研究与开发。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工业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碳交易政策作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以实现低成本控制碳排放为目标。为评估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工业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工业投入产出面板数据,采用DDF-GML指数测算并分析各省份碳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项,通过双重差分法构建处理组和对照组,评估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工业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探究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工业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30个省份工业碳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低碳技术创新是各省份工业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2）碳交易试点政策能有效地促进试点省份工业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低碳技术创新及市场化是碳交易试点政策推动中国工业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两条主要路径。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评估及机制研究综述北大核心

论文回顾、梳理近年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评估及机制研究,主要围绕研究方法、政策效应和影响路径进行文献分析述评。随着碳排放交易政策评估方法和数据的不断丰富,研究从先验的模拟分析过渡至后验的实证研究。大量成果集中在技术创新效应、减排效应、经济效应和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方面,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效应。同时,碳交易政策效应还受到机制设计、“信号—预期”机制、成本效应以及效应间强弱关系的影响。综上,论文提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评估的研究视角从宏观逐渐演进到微观企业层面,碳市场的有效性是政策效应产生与作用的基础等研判,为及时调整机制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PSM-DID检验

随着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不断完善,环境规制在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中2011年提出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这一体系中重要的一种环境规制制度。因此,在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来测度中国2009—2017年30个省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将2013年在试点省市正式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表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逐步改善,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和对MGTFP的影响相一致。在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中,技术进步所受的影响最大,纯技术效率所受的影响最小,综合技术效率所受到的影响要大于规模效率所受到的影响,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及城镇化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存在差异,技术创新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为正,对外开放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为负,这与对MGTFP的影响一致。     

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效应研究

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考虑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测算中国28个省份1997—2018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符合中国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际水平;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多数源于农业技术进步,较少出现农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双轮助推的情形;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速较缓慢,且不同地域存在显著差异;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碳交易试点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碳交易试点运行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碳交易试点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碳交易试点通过能源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最终提升试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产业结构效应带来的影响最为显著,技术创新次之,能源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交易试点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存在,西部地区不显著,而中部地区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抑制作用。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企业的绿色生产决策

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除政府配给外,企业还可通过减少产量、生产绿色产品和购买碳排放权来获得额外的碳排放权。比较了不考虑和考虑固定成本两种情形下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与企业绿色产品生产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当企业生产绿色产品不存在固定成本时,随着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的提高,企业的最优产量逐渐减少,企业利润先降后增,企业由买入碳排放权转为卖出碳排放权;当企业生产绿色产品存在固定成本时,随着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的提高,企业生产绿色产品的固定成本的取值范围扩大。结论表明,碳限额与交易政策在控制碳排放和促进绿色制造业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样本，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企业末端治理型、清洁生产型和能源节约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影响效应的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可有效推动制造业企业末端治理型、清洁生产型和能源节约型绿色技术创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民营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大，对国有和中外合资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小。对此，研究提出实施多元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打造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培养长效机制、推动国有和中外合资制造业企业增加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以期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全要素生产率——兼论波特假说、技术溢出与污染天堂

本文以我国碳试点为例，研究了碳交易机制(ETS)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本文部分避开了选择性偏差和统计平均陷阱，PSM-加权DID模型的结果表明：碳试点对TFP有负向影响，因此，在试点城市中不满足强波特假说，但存在异质性。如果放松个体不相关的假定，空间模型的证据表明：碳试点可以显著促进非试点地区的TFP,但对试点地区的TFP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目前来看，碳交易试点存在的技术扩散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且可以在国家层面促进TFP的增长，因此，满足全国层面上的强波特假说。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来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解释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机制与效应——基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的经验考察

以数字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效应为切入点，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阐释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并结合中国省际与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多维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促降作用，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估计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存在跨界减排效应，不仅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通过循环反馈机制降低本地区碳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技术红利效应，是数字经济推动碳减排的重要途径；在要素市场发育调节下，优化禀赋结构和提高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北方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显著强于南方地区，且其减排效应仅在城市群内部显著；仅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推动碳减排，数字产业化发展和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是促进碳排放持久下降的动力源泉。研究结论可为加速释放数字经济时代的碳减排潜力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