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谈判中欧美分歧探析

国际合作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异,各国(国家集团)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产生了激烈的矛盾碰撞,导致谈判进程举步维艰。欧美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矛盾是制约谈判进程的关键障碍之一。欧美为维护国家(集团)竞争力和争夺气候谈判领导权,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温室气体减排和构建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机制等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欧盟气候政策的利益导向及对中国的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一直是全球气候谈判的主导者,其低碳技术领先全球,将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中国等排放大国纳入其主导的全球气候谈判体系符合欧盟三大布局主导下的核心战略目标.全球气候谈判的焦灼,迫使欧盟通过欧盟—拉美峰会、非加太—欧盟联合大会等平台,拉拢利益合作伙伴,以增加其主导气候谈判走向的砝码.欧盟气候政策的转变,削弱了气候谈判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谈判阵营的力量,使中国日益面临谈判伙伴减少,乃至被孤立的风险,增加了未来的谈判压力和难度.为此,中国要加紧对欧盟气候外交长期战略布局的研究,密切关注欧盟今后的气候外交政策动向,制定长期气候外交政策战略,同时加紧国内低碳转型的速度与力度.     

伞形集团的谈判立场对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

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恶化,气候谈判已上升为国际紧密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国际谈判格局逐渐演变为欧盟、"伞形集团"以及"G77+中国"的三大格局。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国家是由除欧盟国家以外的发达国家组成的气候联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由于利益的共同性表现出一致的协调性,但也有由于集团内部的矛盾形成的差异性,因此,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具有举足重轻的作用,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文章试图从伞形集团国家与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各自的立场出发,分析伞形集团国家在谈判中的立场对中国参与气候谈判的影响,以便寻求中国应对国际气候谈判的策略。     

中国在后京都时代的谈判立场与国际合作对策研究

<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2008～2012年)即将结束,在此之前国际社会需要通过谈判寻求新的全球气候合作模式或者将<京都议定书>延伸.本文将后京都时代谈判的进程和成果进行梳理,阐明了各国对于这些谈判和成果的看法与立场.本文运用简单的博弈方法,分析了中国在后京都时代的处境,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全球温室气体控制需要还是从各利益方较量结果来看,中国在后京都谈判中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都很大.为了维护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本文提出了中国在后京都时代谈判和合作的建议和对策.     

基于纳什谈判推广模型的国际气候谈判研究

多哈气候大会已经结束,此次多哈气候谈判将《京都议定书》承诺期延长到2020年,俄罗斯、日本、新西兰和加拿大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美国仍未加入。国际气候谈判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至今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文章首次借助纳什谈判推广模型从谈判力、担心谈判破裂程度与谈判破裂后的效用水平三方面对国际气候谈判进行分析,并据此以气候谈判现状为例进行了说明,得出谈判方的效用水平与谈判力成正比,可以通过提高谈判力水平来提高效用水平,谈判方对谈判破裂的担心程度对谈判有很大影响,并且可以通过惩罚机制来改变其担心程度影响谈判结果。所以我国应努力提高谈判力,通过对其他国家担心谈判破裂程度的分析,预测其谈判动机及立场做出相应对策,另外指出了会议增设惩罚措施的必要性。     

全球气候治理中“搭便车”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自气候谈判启动以来,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全球气候治理的集体行动每每到了关键议题,就会止步不前,很难达成统一协定,于是解决"搭便车"就成了气候治理全球行动进行下去的关键。从经济学角度看,造成"搭便车"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气候治理的公共物品属性,二是气候治理的巨额交易费用,三是参与气候治理的成员结构。本文将对这三点进行系统梳理,为"搭便车"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准备。     

全球气候治理中“搭便车”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自气候谈判启动以来,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全球气候治理的集体行动每每到了关键议题,就会止步不前,很难达成统一协定,于是解决"搭便车"就成了气候治理全球行动进行下去的关键。从经济学角度看,造成"搭便车"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气候治理的公共物品属性,二是气候治理的巨额交易费用,三是参与气候治理的成员结构。本文将对这三点进行系统梳理,为"搭便车"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准备。     

环球

G20峰会敦促加速经济绿色转型，全球气候谈判年底前须明确四大问题，法国零售企业发出环保宣言     

国际经贸

1.基础四国部长级协调会支持推动气候双轨谈判;2．加拿大和欧盟即将举行第二轮自由贸易谈判;3，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加速全球经济一体化;4、美对中国进口钢丝层板征高达289％反倾销税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双层博弈分析

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后京都谈判。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并把气候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之初就表现出负责人的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其中。但随着国内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逐渐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针对的焦点。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谈判立场逐渐背离在气候谈判之初《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意图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纳入强制减排范围,逃避其历史责任进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南北对立格局一直贯穿气候谈判的始终。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压力,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章主要利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提出的的双层博弈模式分析框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试图打破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