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通货膨胀理论综述

本文基于实体经济运行的视角主要探讨了金融系统是否发挥了改善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文章以1999-2006年间中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借助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构建了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等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并运用系统广义矩面板估计方法等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当进一步考虑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干预的影响时,地方政府的干预却会妨碍金融系统对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功能的有效发挥.     

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考察中国各行业和地区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分别选取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份额和资产份额作为门限变量,构建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信贷资本配置效率总体较低,波动幅度比较明显,各行业之间的信贷 自发投资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区域之间差异较大.选取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份额为门限变量时,存在正向单门限效应,机构数量增加有利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提升;选取外资银行资产份额作为门限变量时,存在双重门限效应,且资产份额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先负相关,再正相关.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的竞争效应、溢出效应会促使信贷资金流向效益更高的行业或地区,从而进一步提升信贷资本配置效率.     

中国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关联性研究

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密不可分,通过检验资本是否流向边际资本产出高的区域,可以衡量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如果区域净资本流与区域边际资本产出正向相关,则可得出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结论。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通过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资本往往被配置到生产率较低的地方,这一现象的形成可以利用政府干预过度、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以及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加以解释。     

地方政府行为——资本深化和经济波动的另一种解释

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角度着手分析地方政府行为影响资本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微观传导机制,并解释中国改革以来资本深化的原因及其过程中的投资效率变化,通过一个包含地方政府行为,资本深化和金融发展的动态框架分析了这种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地方政府通过进入管制和信贷干预影响了资本深化路径,进而影响了投资储蓄转化机制,最终影响了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宏观调控和财政改革的影响亦能在本文框架内得到较好的解释。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考察了金融深化程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制度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利用199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经济转轨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变化.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尚处于转折点的左侧,故而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积极影响;(2)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除了直接作用外,外资还会和金融发展交互作用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彼此加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而随着外资规模的增加,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也得以强化.     

资本配置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对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资本总量增加较快,使用不同测度方法获得的资本配置效率测度结果虽然略有差异,但基本一致显示我国资本配置效率总体仍然较低.资本配置主要通过银行、机构投资者和外商直接投资三类渠道实施,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诸多因素大致可分为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和金融中介三类.不同渠道和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需要进一步确认并给予重视.     

农村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与农业资本配置效率

文章利用面板数据,在测算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结构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 表明,中国农业资本配置效率不高且波动较大,但总体呈上升的稳定趋势;从区域差异看,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呈沿海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递减特征且21世纪以来的农业资本配置效率高于20世纪90年代.总体上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呈正相关性,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农村金融规模发展不能改善农业资本配置效率,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规模及其在农村金融系统中的结构配比能显著提高农业资本配置效率;21世纪以来的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     

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改进的机理及路径研究——基于银保协作的理论视角

信贷配给机制促使信贷资金被国有企业等大型企业低效运用,导致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缺失。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治理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机制,可通过建立银保协作机制,推行银保协作型信贷模式来提升商业银行资金市场出清的意愿与功能,从而改进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效率。这将为我国银行业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金融创新机制、优化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农业资本深化与要素配置效率的关系研究

实现要素集约利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农业资本的持续深化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产生较大影响,基于此,本文对农业资本深化程度进行测度,然后沿着"农业资本深化—要素结构调整—农业要素配置效率"的脉络分阶段对农业资本深化效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剖析。结果发现,农业资本深化效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密切相关,且在不同阶段呈现一致性。在农业资本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应从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加强投资主体协作、促进农业信贷市场发育等方面实现农业要素优化配置。     

跨境资本流动、信贷配置风险与银行体系稳定

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本文探究如何在金融开放进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具体研究金融开放条件下跨境资本流动剧烈波动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1991—2017年的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银行在企业间的信贷配置风险,并探究其在跨境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涌入改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通过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提高了银行信贷配置风险,降低了银行体系稳定性。有别于FDI资本涌入,股权资本涌入和债务资本涌入是产生国际风险承担效应、增大银行风险的主要类型。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能缓解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性的冲击。本文加深了对跨境资本涌入、金融中介风险承担行为和银行稳定三者关系的认识,为跨境资本涌入如何影响银行稳定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我国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化解外部风险冲击都具有重要启示。     

金融脱媒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

与现有绝大部分文献不同的是,本文认为,金融脱媒不只是资金需求的去银行化,还包括资金供给的去银行化.在阐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将非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综合处理并得到了我国的金融脱媒指数,然后通过DEA法和Malmquist指数测算了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接着,本文运用SVAR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金融脱媒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金融脱媒对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期限结构效应”,即金融脱媒在短期内能显著促进我国配置效率的提高,但这种促进效应持续时间较短并在中期内转为抑制效应;长期来看,金融脱媒并未明显改进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最后,本文分析了结论的形成原因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支持——基于经济学文献的探讨

本文基于经济学文献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发现,不论从整体还是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的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加速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而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技术进步及TFP增长率的提高,作用并不明显。因此,这种金融发展模式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本文进一步指出,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是造成金融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的重要原因。     

金融发展、市场化与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借鉴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对2004—2011年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服务业资本配置整体有效,但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波动性;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区域、省际和行业差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工业成长性和价值创造力强的省份、垄断性质或公共服务性质较高的行业,资本配置效率低或无效。对影响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市场化进程和以银行存贷款额、贷存比率、股票交易额衡量的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以保险密度、保险深度衡量的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不显著。     

金融发展及其市场化是否提高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对2004—2013年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发现: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整体有效,但区域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显著较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甚至无效。进一步对影响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及市场化是影响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最主要因素。其中,我国金融市场化有效促进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融资体系阻碍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云南金融与科技结合的途径与策略选择

云南金融与科技相结合,应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切实注重提升二者结合对资源综合配置的整体效率,从工作重点上加快二者的优质资源率先结合,积极开发配置货币、资本、制度的商品性金融资源,选择“金融先行”、制度保障、政府引导民间资本互动和“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国际化发展策略。     

金融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储蓄动员型向市场配置的消费型经济转变

隐形税收机制瓦解后,储蓄动员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取代了财政投资的主导地位,通过金融支持政策为公有经济部门融资,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市场约束机制的变化,金融支持政策的收益逐渐下降,成本却在递增。本文认为储蓄动员型的金融支持政策在一定阶段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伴随着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成本,比如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过度投资产生的宏观经济成本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风险加大等。因此,中国金融体制应深化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改进。同时,通过发展消费信贷和商业保险,减少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推动消费型经济的增长。     

企业利润操控对信贷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

本文以2007-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投资效率和贷款违约视角,考察了企业的利润操控行为对信贷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利润操控获取信贷资源后,进行了更多的过度投资,表现出更高的贷款违约概率。从而说明,企业的利润操控行为影响了银行的信贷配置方式,扭曲了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本文从贷款企业的利润操控行为出发,为优化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弥补了现有文献较为片面的认识。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或控制模型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有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企业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财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实物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该效应在持有更多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企业应充分认识金融化对实物投资的影响，不断合理分配资金和优化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避免“脱实向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三重作用机制和政策协同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以及代理理论来解释。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越差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市场化水平、发展数字金融以及放松卖空管制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提高政策效率，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考虑配套上述政策措施。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效率

文章对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改变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格局的同时,是否使地方政府施加于金融部门的行为方式也趋于变化作了系统考察。研究显示,正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切断了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联系,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其普遍加强了对金融信贷行为的干预,不利于金融部门发挥其价值发现与企业监管的职能,进而也必然导致金融信贷资金配置的低效率。计量分析结果也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其政策含义是将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政府体制改革纳入同一个框架中将有利于减少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摩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