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代理成本效应与声誉效应的双重检验

家族企业接班人选择问题是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选取2008—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审计成本角度出发,分析了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作用机制,检验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表明：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更高;在两者之间同时存在代理成本效应与声誉效应,但代理成本起主导作用,声誉效应可抑制审计费用的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其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内部控制较差,但这与高管的任职年限有关,职业经理人任职年限更长,内部控制状况更好,但同时代理冲突也在增加。因此,家族企业在选任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者时,应多关注其带来的代理问题,进行利益权衡,同时应该关注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与治理。     

家族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及治理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群体,其代理成本的产生与治理均有别于一般的企业。通过对我国沪深两市506家家族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及其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与其代理成本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通过在过在董事会中引入职业经理人能够有效地抑制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而家族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薪酬差距则会加剧企业的代理冲突,增加其代理成本。     

职业经理人引入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

以沪深两市2010—2015年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在成长性水平不同的企业中职业经理人引入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非效率投资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中;上市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公司非效率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与低成长性企业相比,高成长性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较弱,即企业成长性水平的逐步提高会削弱职业经理人引入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我国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信任关系的博弈分析

从外部引进职业经理人进行职业化管理是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对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进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在家族企业内部以血缘构筑起天然的信任关系及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在家族企业外部法制不健全及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不完善是造成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信任缺失的深层原因,并且从个人、企业、社会三个层面提出了解决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信任问题的对策建议。     

关于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SWOT分析

引入职业经理人是家族企业由家族化管理向职业化管理转型的必要手段,家族企业自身情况及外部环境都将对其引入职业经理人产生影响。本文通过SWOT分析方法评价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内在优势、劣势,外部机会、威胁,提出相应的战略以望对家族企业的职业化管理提供启示。     

职业经理人在家族企业中的作用研究

文章在分析家族企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从宏观的角度引出职业经理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进而通过实际情况分析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合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了解引起合作受阻的影响因素,为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提供重要依据。文章最后从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和措施,也强调了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努力实现家族企业的职业化管理,将是家族企业实现转型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我国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以国美为例

随着我国家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家族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成为必然趋势,从而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本文将对我国家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进行探讨。     

中国家族企业社会化问题分析与建议

本文从市场、企业规模、制度、企业文化、社会信任五个角度,分析了影响中国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主要的驱动力与阻碍。现阶段,家族企业是否会采取职业经理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驱动力和阻碍的力量对比。根据这五方面的分析,并结合中国现状提出一些建议。     

从国美黄陈之争谈完善家族企业委托代理机制

本文以国美陈黄之争为例,对我国家族企业委托代理的现状及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并分别从优化治理结构、提高家族企业主综合素质及能力、完善职业经理人的引入、激励及约束机制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及建议。     

华人家族企业信任机制发展与职业经理人引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华人私营企业走上了家族化的道路。本文通过对家族企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以及家族企业中的信任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家族企业信任机制的发展以及职业经理人的引入问题。     

我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研究

职业经理人在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如何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职业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管理经营的专业能力已经成为规模化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文章分析构建我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的必要性,并对当前家族企业在对职业经理人进行激励约束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内部监督与外部约束结合的较为科学合理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从而为推动家族企业运营效率的提升和永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一些思路.     

我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入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研究

职业经理人在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如何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职业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管理经营的专业能力已经成为规模化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文章分析构建我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的必要性，并对当前家族企业在对职业经理人进行激励约束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内部监督与外部约束结合的较为科学合理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从而为推动家族企业运营效率的提升和永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一些思路。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监督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营权交由专门的管理专家进行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由于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不成熟,加上中国传统"家文化"的影响,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引进往往以失败告终。本文基于对我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与监督存在的困难,提出改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的一些意见。     

广东家族企业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的现状分析

本文以在深市上市的广东50家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为对象,根据他们当前的聘用经理人的现状,发现广东上市家族企业有超过一半的企业未聘用职业经理人,基于对广东上市家族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年龄、学历、资历、性别、年薪等现状分析,指出职业经理人制度在广东家族上市公司还不能得到很好的普及,这样不利于我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对应了我国较弱的投资者保护水平,这方面工作需要我们以后加以改善。     

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博弈分析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新古典企业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其不断要求做大做强的形势下，家族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是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企业迈进的关键。本文通过建立家族企业雇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博弈分析模型，探讨家族企业雇主与职业经理人的策略选择，并进而提出家族企业雇主引进职业经理人需着重提高职业经理人认同感以及未来受雇能力的对策建议。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定位

职业经理人进入家族企业的职责和角色定位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双赢”战略的实现。本文从五个方面对职业经理人的职责角色进行了辨析。     

契合还是冲突: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退出补偿意愿

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分别设计家族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版调查表来收集相关数据,借助SPSS21.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交叉表、皮尔逊卡方检验和皮尔逊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表明:家族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退出补偿意愿总体上契合性不高,家族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退出补偿意愿以冲突为主;家族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退出补偿意愿的强弱与各自所处的区域、企业规模、企业经营年限、任职经历等属性、特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最后,从建立和完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退出补偿若干机制、构建多元化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退出补偿体系、进一步完善职业经理人退出补偿法律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管理对策。     

商界启示录

如果国美的案例被写进教科书,那是因为国美之争集中了中国传统家族企业转变为公众公司必须迈过的纠结与困惑我的企业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国美？在＂陈黄之战＂的大剧延宕之时,很多企业家都暗中有此一问。尤其是那些曾经热心引入资本、积极引入职业经理人,此前雄心勃勃地由家族企业向公众公司挺进的企业,更甚之。在本刊走访调查的数十位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中,     

我国家族企业外部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优化

家族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环境的日趋复杂多变,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缺失已成为制约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本文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企业外部法律法规等几个方面出发,分析了我国家族企业外部治理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其进行优化,以期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有所借鉴。     

二代CEO与职业经理人：谁的风险承担水平更低

随着管理层对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视,家族企业CEO继任倾向于选择职业经理人而非家族二代。选取2005～2017年发生继任的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探索不同继任候选人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二代CEO使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而职业经理人使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该结论在利用PSM、两阶段回归法处理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与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家族企业中,二代CEO与职业经理人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更加两极化;企业规模是职业经理人风险承担偏好的重要影响因素,但这在二代CEO身上没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