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演化研究

因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既坚持“国家统治” 的政治本质,又充分认识到国家履行其社会职能的基础重要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十九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说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本文的主要目标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视角出发,理清国家治理问题的内在历史发展逻辑,探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深刻指导意义。     

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探寻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

财政改革始终内嵌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有财政理论缺乏将中国改革作为一个特殊过程、从改革发展全局视角对财政改革的逻辑进行探讨,导致关于中国财政理论基础的讨论缺少相应的实践对照和改革语境。探寻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财政逻辑,是构建和发展中国财政理论在方法论层面的有益探索。本文以40年改革实践的特殊过程为基础,系统梳理了财政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回答"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为理论命题,总结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工具为改革进程承担成本和提供发展激励的实践逻辑。这种归结形成了中国财政理论认知区别于既有财政理论的特殊性,有助于进一步阐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和财政关系的实践形态,有助于客观评价40年财政改革绩效、展望未来财政改革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财政观的继承与发展,是构建契合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财政理论基础的有益探索。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基于国家治理逻辑的金融大分流新假说

本文通过考察中西方千年金融发展，从国家治理逻辑角度提出了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新假说。该假说认为金融大分流的本质在于能否建立起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根源则在于中西方政治目标与治理模式的分野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共信用供求的差异。该假说强调“目标函数”决定“行为方程”,揭示了政治目标以及与之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选择在各国金融制度长期演进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为分析金融大分流提供了更为完整的逻辑链条和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机制。基于大历史视域下的国家治理逻辑假说，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为现代化融资所进行的艰难探索和成功实践，本文认为，超越金融大分流所暗含的“从分流到合流”的逻辑，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金融助力现代化的必然之选：既要深刻总结各国金融发展所呈现的规律性认识，又要找准并坚持中国特色，真正做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归根到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逻辑。     

国家治理背景下我国财政监督法治化的模式改进及其实践路径

财政监督乃现代财政制度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然而,目前我国行政主导的财政监督模式还不能充分满足实践的需要。因此,加强财政监督立法,实现财政监督法治化,正成为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我国行政型财政监督模式急需向人大与行政兼顾的纵横立体化财政监督模式转变,并实现财政的人大监督与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各司其职、相互协调的监督形态。在此基础上,立足于实践演进的视野,以修订财政监督领域的基本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为契机,新模式下实现财政监督法治化的逻辑要点在于：建构规范、统一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进一步明确各财政监督主体的职责权限;改进财政监督的协调合作机制;健全财政监督的措施、手段和程序;完善财政监督内部追责、外部问责机制。     

国家治理与粮食安全：基于中国传统荒政思想的考察

保障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抓好粮食生产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而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主流文献已就事前粮食生产与预防思考、事后冲击评估及政策反思等问题做了大量探讨,但较少关注国家应急治理应采取怎样的事中应对策略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此,文章从思想史角度出发,借鉴粮食获取权理论和国家能力四分法分析中国传统荒政思想的要旨和价值。研究发现：（1）中国传统荒政中增强粮食安全的措施大体可划分为四个维度,即在时间维度上的粮食资源跨周期调节、在空间维度上的粮食资源跨地区调节、在直接权利维度上的贷种借牛和蠲免缓征等措施、在贸易权利维度上的减免商税和以工代赈等措施。（2）中国传统荒政思想已经意识到,落实这些主张需要政府拥有强制能力以维持灾区秩序、汲取能力以提供荒政所需资源、递送能力以实现救荒资源投放、信息决策能力以提升治理质量。（3）中国传统荒政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粮食安全理论打通了历史根脉,其实践意义在于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角度为中国夯实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历史经验,其世界意义在于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荒政理念校准、策略体系对照与治理技术参考。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官僚制度有着内在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官僚制度特定形式下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因此,国家治理过程中演变出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之.本文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从与韦伯式科层制的比较和当代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动型治理机制,指出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只有在常规机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背景下才能认识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定位和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呼唤着新的组织治理模式.     

中国企业技术能力的高度化发展:技术创造

以“企业技术能力”研究范式为基础,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企业技术能力的高度化——中国企业技术创造的行为机理。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技术创造具有国家推动型的行政色彩或个人知识的英雄色彩,其技术创造的机制具有线性与非线性双重机制,与发达国家以企业与政府共同为主体的市场模式略有不同。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方式塑造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的密码。本文借用韦伯"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并着重分析中国官僚体制在这一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制度设施、历史渊源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特征。依这一理论逻辑解读国家支配方式所塑造的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以及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

本文以转型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1983年、1996年和2001年全国范围内三次“严打”斗争的发动背景、打击对象、主要做法和治理绩效。本文认为集中有限的国家治理资源解决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是执政党与政府在“实用理性”主导下、面临资源瓶颈问题的理性选择。通过运动式治理实现国家权力的再生产与再扩充,确保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延续与维系是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的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     

论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套治理公司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遵循“股东至上”的逻辑。随着公司的发展演变,“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诘责,“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开始为人们所青睐。“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传统“股东至上”逻辑的质疑;其实践常见于德国与日本的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是公司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面临着进一步演变的挑战。     

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

项目制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资源配置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税制以来日渐凸显,并溢出财政领域成为国家治理和贯彻政策任务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有三个目标:一是通过项目制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述评,提炼项目制要素特点产生的不同组织形态;二是在这一基础上,从"控制权"理论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分析解读项目制的不同权威类型、条件和博弈过程;三是从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基本矛盾着眼,讨论项目制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     

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

文章以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为理论视角,探讨了中国三十年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轨迹和实践经验。通过对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和区分,文章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危机是一种转型的危机,即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利益冲突和治理能力滞后所产生的危机,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结构性转型的必然现象。在现实中,市场化和民主化与经济—社会转型互为因果,经济—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国家治理层面不同程度的危机,进而推动了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和转型。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和转型是对经济—社会转型的一种渐进式的、结构性的适应过程。中国并未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而是更有可能在危机—体制改革—适应的推进模式中渐进地实现国家治理体制的转型和发展。     

无缝隙政府理论视角下行政审批流程再造——以深圳市“秒批秒报一体化”政务服务改革为例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传统简单的简政放权,行政改革逐渐摆脱了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逻辑,开始探索面向公众的“无缝隙政府”,而技术的发展进步使其成为了可能。因此,在梳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无缝隙政府理论的政府再造方案主要的规划原则为理论基础,分析了“深圳样本”的相关经验,探讨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可能遇到的障碍,以期能够为后续改革的深入和其他地区的探索实践提供一定的启示。     

中国“两大奇迹”形成逻辑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了大规模、快速的经济增长，形成了社会领域长期稳定发展的“两大奇迹”。“两大奇迹”的形成原因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创造“两大奇迹”的政治保证；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是“两大奇迹”创造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制度保证；党领导下人民创造力的发挥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动力保证。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两大奇迹”形成的理论逻辑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与规模化市场创造的结合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经济快速增长所奠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两大奇迹”历史经验是党领导下国家能力的培育，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同互补，发展规划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与普惠性产业政策的协调。在第二个百年续写“两个奇迹”，并创造高质量发展奇迹需要从中长期发展视角判断未来发展的趋势，继续推动国家与市场的共同演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增长体系，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确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放管服”改革何以优化营商环境?——基于政企互动理论的比较分析

“放管服”改革是一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治理变革,探讨“放管服”改革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是讲好中国特色改革故事的重要方面。以政企互动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文章提出了一个降低行政负担的分析框架。基于案例比较研究的极大差异原则,以中部地区C县和T区“放管服”改革实践作为研究案例,探讨“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通过行政审批效能提升运动和政务服务优化提质改革,降低市场主体面临的行政负担,显著优化了营商环境。降低行政负担是“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逻辑。文章聚焦“放管服”改革实践,为进一步讲好中国特色改革故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国家治理与政府审计创新——由“抗原抗体”论解读“免疫系统”观

本文就“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成果,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免疫系统”观等视角讨论政府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定位与作用,再从国家治理大系统中内生的“免疫系统”的定位出发,引用“免疫系统”中的“抗原抗体”相关理论来探讨如何通过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创新,进一步提升政府审计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使其更好的服务于国家治理.     

基于认知共同体的大都市区治理与协调机制

认知共同体共享的思维逻辑和思想理念有助于达成共同的政策.从认知共同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结合美国大都市行政联合实践和宁波大都市区案例.以新制度主义、网络理论和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试图将认知共同体这一协作机制延伸至次国家层级,检验认知共同体在国内区域协调中的作用,探讨基于认知共同体的大都市区治理与协调的新型机制.     

国家治理的逻辑模式与实现路径——基于财政的视角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不应仅单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多重稳定均衡,从而实现善治的治理目标。本文以国家治理的概念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国家治理的逻辑和模式论证了现阶段我国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财政学的视角提出了我国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