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与资本错配——来自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证据

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利用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DID模型,探讨了外资进入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并重点讨论了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加剧了资本错配程度,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外资进入的加剧资本错配效应主要来源于优惠政策引导,没有实施优惠政策的外资进入反而能够改善资本错配;外资进入在不同效率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导致在位企业生产率分布的扩散,从而加剧了资本错配;外资进入会增强不同效率企业的生存能力,低效率企业并不会受到竞争效应而退出市场,进而导致企业生产率的分布不会趋于收敛,不利于改善资本错配。结论表明,政府在促进外资准入方面应该有所限制,应该以不造成资本错配为重要原则,即外资准入配套的优惠政策应该更加精准定位。     

外资管制放松是否有利于缓解资源错配——基于所有制视角的准自然实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为政策冲击设计“准自然实验”,探究外资管制放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资管制放松明显加剧资源错配。具体来看,一方面,外资管制放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离差,从而加剧不同性质企业间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之间存在非对称竞争,外资更多地流入生产率更高、垄断地位更强的民营企业,使得民营企业间生产率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剧民营企业内部的资源错配。因此,应合理利用外资,发挥其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破解经济增长瓶颈。     

外资准入政策与资源优化配置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外商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也对资源优化配置产生多方面影响。以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具体分析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准入政策显著地增大了城市-行业层面生产率的离散度,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从企业层面来看,外资准入政策提高了规制放松行业中企业的平均生产率;除此之外,外资准入政策在地区、企业性质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政策效力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和创新能力较强的行业。因此,中国进一步扩大外资开放程度和改革外资准入政策时,应考虑到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生产率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双重影响。     

外资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

随着中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新发展阶段中大放异彩。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储蓄率正在节节攀升并保持高位，这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如何有效利用外资稳步推进建设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2年中国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调整外资管制力度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外资管制放松对企业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外资管制放松对企业储蓄率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有效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有效。(2)外资管制放松对企业储蓄行为产生的影响因企业所处城市规模和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不同。本文从外资管制放松这一新视角去探讨企业储蓄的变动，为中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体提供微观实证依据。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测度及效率提升路径——基于融资错配视角

已有关于资源错配的研究大多基于生产要素测度错配,本文从企业融资错配视角扩展Hsieh和Klenow模型,研究由企业融资及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及动态变化特征,并将测度拓展至行业间层面。利用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本文发现,经济总体效率损失从1998年的57.8%上升至2013年的96.5%,其中93%来自融资和劳动力规模错配,仅7%来自融资类型错配;行业内和行业间错配分别造成了55.9%和6.9%的损失,行业内部中债务错配损失>劳动力错配损失>股权错配损失。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高技术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国有企业的资源错配更轻微。最后从信贷约束缓解视角综合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提出效率提升路径,实证发现地方金融发展与外资开放均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资源错配对中国工业低碳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制度性障碍或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市场不完善的国家面临较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因此,清除要素自由配置的制度障碍,纠正要素价格扭曲,解决行业间的资源错配问题成为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们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和工业全口径行业数据,测算了2001—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间的资源错配系数,根据错配系数的数值特征将所有行业划分为资源错配组和劳动错配组,运用计量回归模型分组检验了资源错配程度变化对工业低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错配程度的减轻显著地促进了低碳生产率进步;资源错配程度的加剧显著地阻碍了低碳生产率进步。     

不同股权参与、企业绩效及FDI技术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世界银行对中国1 500多家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的溢出效应,同时检验了不同所有制的股权参与对企业效率和溢出效应的影响.经验结果表明:在对外资本身可能选择较高生产率的行业或城市进入这一内生性因素进行控制后,计量结果没有得出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股权参与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按企业所有制分组回归的结果显示,FDl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本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政府所有企业并没有显示出很大的不同.     

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导向与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

东道国国内市场优势是影响外资创新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国内市场导向视角,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行业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该促进效应存在强烈的正向调节作用,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通过生产本地化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强化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进入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均能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但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更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对充分发挥强大国内市场优势高水平引进外资、吸聚全球资源要素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资源配置与中国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资源错配的分析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有限的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是阻碍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以1993-2011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经验层面上系统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对中国非农部门TFP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相对于中国制造业TFP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TFP则长期徘徊在低位,二者之间的资源错配程度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加重,造成非农部门TFP近40%的损失;（2）21世纪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资源错配绝大部分来源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错配;（3）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资本错配普遍高于劳动力错配。本文的引申含义是,现阶段的产业政策目标主要应定位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服务业外资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历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我国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开放显著促进了下游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在考虑内生性及使用替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基于企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新生企业、接近国际技术前沿行业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中;从影响机制来看,服务业外资开放有效降低了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从而促使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同时也会吸引更多下游企业进入市场,通过竞争效应引致企业创新。     

能源错配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能源要素作为考察资源配置效率不可或缺的因素,其配置是否有效与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息息相关。为了判断我国制造业是否存在能源错配现象,厘清行业异质背景下能源错配影响碳排放效率的理论机制,基于2012—2017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在测度行业能源错配指数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能源错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制造业各行业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能源配置扭曲。(2)改善能源错配显著影响行业碳排放效率,但行业异质性使得影响的程度和方向有所不同。研究结论对宏观角度及时调整行业能源配置、加强环境保护约束,完善环境补偿机制、引导低碳创新技术研发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逆全球化思潮下吸引外商投资政策再思考

逆全球化思潮下完善吸引外商投资政策,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1995—2017年中国发布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研究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并揭示其引致的外商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具有显著的吸引外商投资作用,且这一作用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受政策影响更为显著的是低技术行业,行业集中度对政策发挥吸引外商投资作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整体来看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TFP产生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对东部地区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高市场集中度、 中低技术行业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在位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对退出企业和进入企业TFP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进入管制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行业面板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服务业管制政策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运用一个基于服务产品的垄断-竞争模型,本文分析了管制对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管制强化了垄断,不利于高效率企业的进入和在位企业的创新。经过对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发现,当放松管制体现为国有以及集体企业垄断力量的下降时,它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关系;当放松管制体现为私营以及外资企业实际进入和市场自由化时,它与生产率增长存在负面或不相关的关系。以上结果可能是我国服务业垄断性过强、市场化程度不够的表现。     

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如何影响劳动力错配 --基于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研究

要素的优化配置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基于2006—2016年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对劳动力错配的异质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机制存在异质性.专业化集聚与劳动力错配程度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在专业化集聚程度较弱时,集聚能够改善劳动力错配;随着专业化程度逐渐深入,集聚开始恶化劳动力配置.多样化集聚对劳动力错配的优化强度随集聚程度加深减弱.产业集聚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结构作用于劳动力配置.研究结论对改善中国制造业劳动力要素错配具有参考价值.     

空间视角下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TFP增长——基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首先测算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研发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进而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不同要素价格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并比较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①资源错配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客观存在,东部资本要素和研发人员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高于东部。②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TFP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各类要素市场扭曲对该行业TFP增长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最大的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扭曲。③不同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对该行业TFP增长的影响差异明显。其中,资本要素扭曲对三大区域TFP增长均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要素仅对东部地区TFP的抑制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研发劳动力要素扭曲能提升东部和中部该行业的TFP,而抑制西部地区该行业的TFP。     

我国流通业外资进入的就业效应研究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流通业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吸纳就业.而持续的外资进入对我国流通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并对其行业内就业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流通业外资进入对行业内就业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并对其总体影响进行了验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具有类"漏斗形"的非线性的影响:当流通业FDI小于270.16亿时,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有着挤出效应;当流通业FDI处于270.16亿至5182.28亿时,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不存在显著影响;当流通业FDI水平高于5182.28亿时,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有着正向拉动作用.通过对流通业外资进入影响就业的机制进行检验,文章进一步指出,流通业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商业集聚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劳动力再分配效应以及流通渠道再造效应对就业产生影响,且流通业外资进入产生的就业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内资批发业的影响而产生的.文章提出,流通业外资进入存在的"就业陷阱"值得警惕——在相当长时间内,流通业外资进入对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行业内就业会产生负向挤出效应.这一研究结论对于不同地区,尤其是三、四线市场吸纳外资的态度和政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外资准入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一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颁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度量中国外资准入政策变化,以探究政府外资准入政策变化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利用2002年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结合1998—2006年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估计了政府外资准入政策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发现,在2002年之后外资进入受到鼓励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数目年均增长率比2002年之前高出25.29%,其中约10.42—16.4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来源于政府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的作用。这一结果表明,我国政府对外资采取的开放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     

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资源错配

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将经济资源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顺利实现取决于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与一个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体系之间的兼容性。本文以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微观)企业层面数据为样本所做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1)当产业政策促进了行业竞争时,行业内的企业资源错配程度则显著降低;(2)产业政策的覆盖面越广,则越有利于降低行业内企业资源错配程度。本文的引申含义是,一个有效的产业政策必须满足"确保目标产业的适度竞争性"与"产业政策的惠及对象(企业)足够广泛"两个基本条件。     

环境管制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是为了获得由于环境管制程度的差异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的宽松的环境管制并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外资污染产业指向特征并不显著,但宽松的环境管制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正向作用,放松环境管制可能导致外资产业结构趋于污染加重;同时,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市场化水平、产业集聚程度、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作用,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原因。     

外资进入、竞争与性别就业差异

在中国性别就业差异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文章基于2004-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了外资进入是如何通过竞争效应对企业性别就业差异产生影响的。结果显示，外资进入程度越高的地区与行业具有越低的性别就业差异，外资进入程度每增加1%，我国内资企业女性就业份额将会增加0.0407%，且这一结果在考虑了抽样偏倚、不同外资范围的界定、使用不同外资进入程度衡量标准和控制内生性后依然十分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外资进入通过提高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来促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雇佣更多成本较低的女性劳动力，进而降低性别就业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外资进入产生的竞争效应对于性别差异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其对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受过研究生以上教育的群体影响最大。文章结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将有利于减少性别就业差异。此外，文章也为研究外资进入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