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与上市公司信息环境——基于2003年SARS疫情的实证检验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扩散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亦不容小觑.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现无法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中长期经济后果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利用2003年SARS疫情的爆发作为外生冲击,采用疫情前后三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探讨重大疫情爆发前后上市公司信息环境的变化.研究发现,相较于受影响程度较低的公司而言,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上市公司股价同步性在疫情后上升,这表明疫情会减少上市公司股价的信息含量,降低资本市场运行效率.上述影响在融资约束高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显著下降,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上升,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且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增加.本研究对预测新冠肺炎疫情的中长期经济后果及后续应对措施,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市场化进程与企业家精神

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稳就业、促创新等成为热点议题。利用2000—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升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对创新主体和创业主体进行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不同创新主体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不同创业主体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呈现不同程度效应。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在市场化进程中的资源配置效应和激励效应的影响依次减弱;港澳台企业、外商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创业主体的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依次减弱。行业层面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制造业受到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最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应持续推进各地区市场化改革进程,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物价

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分析此次疫情对中国物价的冲击.本文利用2018—2020年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的微观价格数据,借鉴Chen等的做法,将武汉封城作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间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产生了负向冲击,但整体冲击幅度不大.武汉市作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集中暴发城市,其整体物价下降幅度显著高于中国其他城市.中国其他城市物价受到的负向冲击没有因新冠疫情严重程度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也没有因其离武汉市距离的增加而减小.收入差距较大的省份城市,其整体物价和食品零售价格受疫情负向冲击更大;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城市,其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更大;及时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其食品零售价格的恢复速度快于其他城市.本文以物价为切入点,从一个较新的视角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深入探究物价变化背后蕴含的深层经济机理,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支撑.     

疫情冲击下的财政政策选择——基于非线性NK-DSGE模型分析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冲击，我国进入疫情防控新阶段，此背景下财政政策合理选择对稳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包含异质性家庭和企业的非线性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中引入服务消费效用冲击，量化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对比疫情冲击下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乘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方面作用于服务部门影响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引起失业率上升导致家庭借贷违约率提升，进而加剧了金融风险与经济衰退。积极财政政策在应对疫情冲击过程中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有效地缓解了经济衰退。通过对比增加政府购买、减免税收及政府转移支付政策的调控效果发现，在稳定家庭收入和促进消费增长方面，减税政策应对疫情冲击最有效，而在促进产出和就业方面，增加政府购买支出的财政政策更有效。研究结论为疫情防控的财政干预提供理论参考。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现金持有的预防价值研究

最近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民众的心,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企业资金面临着巨大压力。企业持有现金主要源于预防和交易动机,然而预防动机的特性决定了其在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难以直观体现,因而目前鲜有研究对企业现金持有的预防价值进行直接检验。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的冲击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考察不同现金持有水平的企业在面临危机冲击的市场反应,发现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与事件窗口期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为现金持有的预防价值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经验证据。而且,当公司受疫情冲击程度越大时,二者之间正相关关系越强。进一步发现,企业现金持有的预防价值在企业现金流压力大以及外部融资环境较差时更加凸显。本研究丰富了已有关于现金持有预防价值的相关文献,并对政府与企业应采取何种举措以应对突发事件具有一定的启示。     

基于后疫情时代背景的政府补贴与企业生存研究

企业生存问题是各级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加大了企业的生存压力,而政府精准补贴是促进企业生存的有效手段。基于此,收集中国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期间2028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生存分析方法深入考察了后疫情时代政府补贴对企业生存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生存风险,但只有精准的政府补贴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生存,高额度补贴对企业生存的促进效果反而不佳。不同地区企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效果不同,中部地区企业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生存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企业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生存的促进作用最小。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组织韧性能力可以强化政府补贴对企业生存的促进作用。研究为中国企业在逆境中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并为提高政府补贴的精准性提供了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生存韧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如何识别、测度和提升微观企业生存韧性,是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201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疫情冲击下企业生存指标降幅与恢复增长所需时长作为企业生存韧性的观测指标,首次运用断点回归与双重差分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疫情冲击下企业生存韧性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受突发疫情影响,反映上市公司生存韧性的指标呈现出“V”型波动,疫情影响在2~3个季度之后基本得到恢复,表明企业生存具有强大韧性;从地区看,疫情冲击对湖北影响最大,部分疫情轻度地区疫情防控存在“层层加码”现象;从行业看,疫情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产生的冲击最大;从产权主体看,疫情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规模看,疫情冲击对大型企业成长能力指标负向影响大于中型企业,而对中型企业盈利能力指标负向影响大于大型企业,疫情冲击对小型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表明小型上市公司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较强的生存韧性。本文认为,应根据企业生存韧性和企业特征选取差异化帮扶政策,科学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疫情背景下提振企业家精神的新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乃至全球造成了巨大冲击,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和市场的发展。疫情激发了我国企业家的责任精神、爱国精神等企业家精神,考验着企业家的精神意志。文章根据疫情背景下企业家精神的现状,分析了影响企业家精神提振的因素,提出了提振企业家精神的对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宏观经济和价值链结构的影响

本文将2014年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结构嵌入全球贸易分析数据库GTAP10,通过对全球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进口品的来源及在国内的流向进行划分,实现与WWYZ模型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将就业、消费、通关时间和投资等四个因素作为冲击变量,模拟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宏观经济和产业格局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宏观层面,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在长短期内差异显著,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GDP和进出口总量明显下滑,在经历短暂反弹后,长期内全球经济将逐步回归到基准情景下的增长水平。产业层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服务业和农业产出在短期内降幅较大,长期则会逐渐恢复;制造业产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相对有限,但在长期内,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新冠肺炎疫情将促使中国加速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并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供需的核心,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最后,本文就促进经济增长、转型升级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的动态机制及其宏观效应

当前经济金融化现象日益严重，宏观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更加复杂多变，货币政策的实体经济效应趋于弱化。基于此，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视角，借助TVP-FAVAR模型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动态效应及其有效性。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是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重要传导机制，且具有时变效应；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存在期限特征，企业金融化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投机套利动机”随期限而改变；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货币政策动态调控效果；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相比，新冠肺炎疫情下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动态机制的宏观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主要创新在于从企业金融化的关键机制诠释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为抑制过度企业金融化、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借鉴，且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需求端与供给端都造成巨大的冲击,评估此次疫情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机制分析变得重要.基于统计比较和使用DID模型,我们研究表明:(1)新冠疫情爆发前,我国总体失业率基本稳定,地区间失业差异趋于缩小;2020年疫情爆发后,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出现明显上升,但其影响在下半年趋于缓解.(2)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我国就业市场产生显著不利的冲击,但对我国31个大城市就业的不利冲击要相对小于总体城镇.新冠疫情导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上升0.31个百分点,导致全国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总体上升0.218个百分点.新冠疫情爆发4个月后我国就业受到的不利影响开始减小.(3)新冠疫情对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经济活动均造成不利冲击,进而对我国就业造成显著不利的影响,且对我国服务业经济活动产生的不利冲击更大.据此,需要严格防控国内疫情反弹,提升一流的营商环境,对受疫情不利影响的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优惠政策支持,出台人力资本政策支持建立国家高端人力资本储备池,拓展数字贸易、数字平台等就业创业.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拉丁美洲政府债务危机研究——以阿根廷和巴西为例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由于政府债务无法按时偿还，阿根廷和巴西成为全球先后宣布破产的国家。在回顾两国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基础上，从经济增长速度、行业影响程度，国际收支规模，货币贬值情况和失业率水平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新冠疫情对两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结合两国政府针对疫情所采取的财政政策措施，分析得出新冠疫情后两国政府大规模财政支出增加是导致政府债务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多年来阿根廷和巴西的经济结构不完整与社会福利支出过多是导致本次两国政府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也是根源所在。上述分析给我国的债务管理启示：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完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全球应对负外部冲击策略的协同性和构建金融预警机制。     

融资约束、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机理与实证

本文从微观视野切人,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出口等因素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并将国有和民营企业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表明,融资约束、出口等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1）较易得到外部融资或外部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更容易去创新;（2）出口参与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在出口的企业中,外部融资对国企的创新影响并不显著,而对民企却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致力于改善广大民企的融资环境,增强其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城市间旅游线路信息测度及其流空间特征——基于2019—2021年在线平台大数据

基于2019—2021年在线平台截面数据,文章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间旅游线路信息及其流空间特征进行全面测度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1)新冠肺炎疫情前（2019年）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2020、2021年）,省会城市之间、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之间旅游线路信息流向与流量特征的差异十分明显,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则基本一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城市聚集总量的变化相对较小,排序靠前的城市均在广州、南宁、崇左、百色、佛山中产生,但输出总量排序的变化相对较大。(2)2019—2021年广州的旅游线路信息规模持续独占第1梯队;南宁在2019年居第3梯队,2020、2021年上升至第2梯队。反映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旅游线路信息一定程度向省会城市聚集。崇左、百色在2019年居第2梯队,但在2020、2021年规模持续缩小,反映特色旅游资源城市的旅游线路信息规模对疫情等因素敏感。(3)2019—2021年第1、2、3大旅游线路信息优势流呈现的主从关系特征,均对疫情作出反应。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一定程度打乱了2019年形成的旅游线路信息主导型城市、次级主导型城市（包括次级主导聚集型和发...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研究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中美贸易间的矛盾更加凸显,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美农产业贸易风险、限制了中美制造业贸易进行、冲击中美服务业贸易合作等不利影响。但是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对两国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文章针对新冠疫情对中美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可以通过扩大农产业贸易进出口市场和渠道、提升制造业企业自身实力和竞争力、加强中美服务业贸易抗疫合作等对策应对新冠疫情下的中美贸易。     

疫情背景下数字贸易体制对国际贸易稳定作用的比较——基于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fsQCA分析

建构数字贸易体制是数字经济时代培育国际贸易新模式的基石。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外贸稳定形成了重大冲击,加大了国际合作共建数字贸易体制的紧迫性。文章基于对影响数字贸易体制因素的综合分析,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通过数字贸易体制建构来稳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对外贸易。通过对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发现：数字贸易体制共建是疫情冲击下稳定外贸发展的重要保障;数字贸易体制越完善的国家,越能在疫情冲击下保持外贸稳定。数字贸易体制的构成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国家和区域存在异质性：东南亚国家建构了涵盖数字贸易关系、环境、基础、潜力与风险管控机制的完善体系,是其在疫情冲击下维持外贸稳定的保障;非洲国家的外贸稳定倚重良好的数字贸易环境;数字贸易的低风险因素在中东欧国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国内关于数字经济体制构建的理论探索,也为疫情冲击下稳定我国对外贸易提供了对策思路。     

以“三条防线”构建企业境外项目疫情防控管理体系

<正>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对普遍开展“走出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借鉴国内疫情防控经验和科学防疫知识,结合境外项目所处环境,本文提出境外项目“三条防线”疫情防控管理体系。企业境外项目面临疫情防控挑战自2020年3月份以来,全球疫情快速蔓延,各国确诊病例不断增加,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5-2020年国家级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和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两方面探析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进一步地,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呈倒U型;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创新绩效前因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为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创新绩效,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制造企业GVC嵌入的负面影响机制与风险研究*

对于全球价值链（GVC）运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不只是短期冲击，也是长期考验。由此产生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从突然暴发，到常态化，再到最终结束的发展过程中，新冠疫情会对中国制造企业的GVC嵌入产生何种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梳理GVC理论，分析后发制造企业GVC嵌入的价值分配和压力来源，剖析其嵌入成本，指出新冠疫情会突然冲击GVC嵌入企业的现金流，常态化影响其产品成本，长期化提高其嵌入GVC的机会成本，并由此引发破产倒闭风险、挤出脱链风险和重构脱链风险。基于负面影响机制的识别和风险研判，本文提炼和阐析了干预政策的作用点，论证了在缓解疫情冲击风险的诸多干预政策中支持转型相比金融纾困、畅通物流相比复工复产、稳定价格相比减免税费的重要性。基于当前中国干预政策存在重纾困转型、轻标准规则的不足，提出要加强对GVC新标准或新规则的前瞻性引导与适应；基于其他国家干预政策对中国制造企业GVC嵌入的复杂影响，提示要系统识别国际政治风险并加强风险防控。     

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辩证关联——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

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冲击。由于我国拥有较为完善、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较高的治理能力,正确处理了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发展”“常量与变量”“当前与长远”“危险与机遇”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调控之下,一方面疫情蔓延态势被有效遏制,另一方面经济生产活动也有条不紊地逐步展开。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发性外部冲击,虽然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仅是暂时的、可控的,而且在一定程度还会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