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探究环境规制与区域碳排放的关系对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层面并选取2005—2019年数据,从异质性环境规制角度出发,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影响的关系进行探究,并进一步采取中介效应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1）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果呈现“N”型特征;（2）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果呈现倒“N”型;（3）命令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影响能源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抑制碳排放,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工业发展水平、资源协调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与能源发展水平进而抑制碳排放。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

波特假说似乎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找到了一条"双赢"之路。然而,环境规制如何导致技术进步,其内在影响机制是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必须明确的问题。本文基于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矩估计方法对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效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环境规制下的技术进步与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刺激下的技术进步主要通过技术引进方式实现。     

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如何影响碳排放？

中国式分权治理的制度背景下,环境规制成为地区间流动性资源争夺的博弈手段,明晰异质性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效应是解释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现象的关键所在。论文将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与碳排放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就区域间环境规制的策略性行为及其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规范性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省域间异质性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市场型和环保型环境规制呈现互补性策略互动,而行政型、公众型和技术型环境规制则表现为替代性策略互动;纯粹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具有碳排放抑制效应,而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则存在明显差异,“以邻为壑”现象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竞争参与进一步诱发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逐底效应”和“绿色悖论”难题,最终表现出显著的碳排放促增效果。论文据此提出,中国在破解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的过程中,需要匡正地方政府无序竞争行为并改革中国分权激励机制,建立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同时强化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多元化实施路径,加速区域协同治理进程。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碳效率的多重路径及门槛模型研究

从结构升级及效率提升两大维度刻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环境规制是如何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层面数据，采用非参数百分位自抽法，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交互调节模型验证影响路径，并利用门槛模型探讨不同路径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2)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集聚“遮掩”了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3)环境规制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和调节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结构和效率的双重激励时，需注意不同路径的维度问题，以提高准度，把握力度。     

环境规制、金融资源配置与绿色发展效率

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否提高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是我国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采用Super-SBM模型估计了2000—2015年中国省级行政区绿色发展效率,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再平稳的趋势,且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显著降低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的加强通过促使金融资源向第二产业配置从而降低了绿色发展效率。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机制识别与空间溢出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利用2011—2019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信息产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普惠金融3个方面构建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考察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现阶段我国智能产业转型以及技术进步机制尚未成立;进一步的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碳排放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水平。     

排污费征收标准调高、技术进步与企业能源效率

稳步改善企业能源效率，对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基础性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污染排放数据，利用排污费征收标准调高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环境规制强化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分析表明，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能源效率。机制分析发现，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促进了企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带来了企业资本产出弹性的上升，但没有提高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中性技术进步，没有观察到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带来企业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的显著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于国有企业、清洁行业、低资源禀赋地区的企业能源效率改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能够压减企业能源消费、协同推进大气污染减排，但对企业水资源利用和水污染减排并未起到显著作用。本文为进一步完善现有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强化环境规制和推进企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28个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核算,并进一步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驱动中国制造业效率提升的核心力量,且环境技术效率普遍较低;环境规制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成因,目前中国环境规制强度是恰当的,实现了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997-2015年虽然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工业绿色生产率均呈提升态势,但仅有2014-2015年的上海、2015年的江苏是有效率省份,且省市之间效率差距不断拉大;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低、中、高3种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中,只有中等环境规制强度地区能够通过环境规制显著提升工业绿色生产率。基于此,提出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提高云贵川湘四省环境规制强度、推动现有环境规制内容市场化转型等政策性建议,以不断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②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财政压力的调节效应

运用三阶段SBM—DEA模型测算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压力和绿色创新效率间关系。研究表明,绿色创新具有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省份,低—低集聚主要在西部地区省份;环境规制强度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而财政压力却抑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未来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建立收支分权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均衡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效率。     

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采用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首先测算了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碳排放效率,然后分析了其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效率的核密度估计分布曲线,最后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碳排放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负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增长对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能力和能源消费结构对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产生负影响或在统计学上不显著。因此,对于提高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工作的重点应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调整各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分配科研经费与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上。     

市场型环境规制能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吗北大核心

基于2005—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总量、人均与经济等多维度构建并测算碳中和进程系列指数,分析不同省份碳中和进程的时间与空间特征,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政策效果,探究以市场激励为导向的环境规制对不同省份碳中和目标实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碳中和进程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差异和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代表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降低试点省份碳中和指数,政策效果随试点地区特征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3)进一步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促进能源效率提升,激励能源结构改善,从而降低碳中和指数,促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PSM-DID检验

随着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不断完善,环境规制在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中2011年提出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这一体系中重要的一种环境规制制度。因此,在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来测度中国2009—2017年30个省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将2013年在试点省市正式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表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逐步改善,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和对MGTFP的影响相一致。在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中,技术进步所受的影响最大,纯技术效率所受的影响最小,综合技术效率所受到的影响要大于规模效率所受到的影响,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及城镇化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存在差异,技术创新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为正,对外开放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为负,这与对MGTFP的影响一致。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0—201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全国层面的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基于地区层面的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为正面效应,中部和西部地区为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验证环境规制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特征。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

污染密集型产业与能源、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充分考虑能源环境因素才能正确度量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了2004—2008年中国工业部门中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考虑了4种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明显大于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规模结构和环境规制程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推动作用。     

中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基于1997—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成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三类,以核密度估计分析碳排放分布的动态变化,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997—2017年中国三种环境规制与碳排放量变化表现同步增长,碳排放区域差异明显,命令型环境规制占据主体,市场型环境规制波动性变化特征明显,自愿型环境规制稳步增长;碳排放和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并且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减少或增长的影响能力增强;三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均存在空间溢出,相比较而言,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正向溢出效应最为明显,不同环境规制影响的区域差异特征表现为:命令型环境规制"东部>中部>西部",市场型环境规制"东部>西部>中部",自愿型环境规制"西部>东部>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