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研发投资与企业绿色技术进步

环境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探究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微观机理,讨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异质性研发投资作用于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效果,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得出,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主要依靠研究性投资的推动,具体来讲：(1)法规命令类环境规制下,研究性投资更能刺激企业的绿色技术进步,且“阶梯向上”的作用特征明显;(2)市场导向类环境规制下,研究性投资和试验开发性投资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均表现为倒U型趋势,且落入最优规制区间内的企业数量最多;(3)公众参与类环境规制的门槛较高,目前只刺激了部分企业研究性投资的正向作用;(4)东、中、西部地区的分组门槛回归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内的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别,这对不同区域内的“规制组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技术进步、资源配置与能源效率——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基于1978-2005年的实证数据，分析了技术进步因素和资源配置因素对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认为技术投入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能源产业的利用效率。从而对中国能源行业的发展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

波特假说似乎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找到了一条双赢之路。然而,环境规制如何导致技术进步,其内在影响机制是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必须明确的问题。本文基于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矩估计方法对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效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环境规制下的技术进步与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刺激下的技术进步主要通过技术引进方式实现。     

排污费征收标准调高、技术进步与企业能源效率

稳步改善企业能源效率,对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基础性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污染排放数据,利用排污费征收标准调高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环境规制强化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分析表明,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能源效率。机制分析发现,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促进了企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带来了企业资本产出弹性的上升,但没有提高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中性技术进步,没有观察到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带来企业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的显著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于国有企业、清洁行业、低资源禀赋地区的企业能源效率改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能够压减企业能源消费、协同推进大气污染减排,但对企业水资源利用和水污染减排并未起到显著作用。本文为进一步完善现有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强化环境规制和推进企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旅游经济、环境规制与入境旅游碳排放

文章基于"自上而下"法对2001-2017年中国入境旅游碳排放量进行了估算,通过对IPAT模型和STIRPAT模型的扩展,构建了探究旅游经济、环境规制与入境旅游碳排放关系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并采用全国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旅游经济与入境旅游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二是环境规制与入境旅游碳排放呈负相关关系;三是旅游经济增长对入境旅游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大于环境规制的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并未通过抑制旅游经济的增长而减少入境旅游的碳排放.并据研究结果提出环境规制强度需从宏观顶层设计;环境规制方法应多措并举;通过调整能源消耗结构实现对入境旅游碳排放的抑制;积极践行低碳旅游发展模式,走旅游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对策建议.     

GVC嵌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研究GVC嵌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技术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引领中国制造业绿色与集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GVC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不利于制造业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进步偏向型存在长期呈“U”型关系,存在GVC嵌入地位影响环境规制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门槛效应,GVC嵌入地位跨越第一道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提升,强化环境规制措施可以导致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GVC上游环节参与度越高,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核心技术研发,要素禀赋结构与技术进步影响方向相适宜进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下游环节嵌入受依附GVC行业领导者的全球战略影响,依附型生产率增长路径困难。     

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融合路径选择

本文从节能减排与产业发展的困境出发,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影响节能减排的内在机制并探究其融合路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能够促进整体行业的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然而,这一影响机制存在行业异质性: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并没有显示积极的规制效果,其交互作用显著存在;轻污染行业则相反,环境规制得以有效发挥,但其交互作用并不存在.笔者建议应根据行业特征调整规制政策,从规制工具类型转变、独立规制环境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共同发挥节能减排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探究环境规制与区域碳排放的关系对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层面并选取2005—2019年数据,从异质性环境规制角度出发,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影响的关系进行探究,并进一步采取中介效应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1）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果呈现“N”型特征;（2）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果呈现倒“N”型;（3）命令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影响能源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抑制碳排放,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工业发展水平、资源协调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与能源发展水平进而抑制碳排放。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启示。     

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认为,合适的环境规制能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仅能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由于其本身的现实意义,引发了大量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文献提及。为此,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1998—200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部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初始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确实削弱了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然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逐步提高,即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呈现"U"型关系;(2)在西部地区,受到环境规制形式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尚未形成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U"型关系。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使企业不仅能实现治污技术的提升,而且能实现生产技术的进步,进而为中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提供技术支持。     

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区域工业环境效率提升

构建并演绎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工业环境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测算我国及各省份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各地区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惩罚性环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但前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后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增强。二者均存在可持续两期的部分中介效应。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分别呈现双重和三重门限效应,大部分省份的环境规制已突破U型门槛下限,正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     

广义技术进步改善能源效率研究

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先对全国29个省域(1986～2009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然后通过ARDL方法实证分析广义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改善作用。结果表明全国总体上的能源效率存在波动性(均值为2.3%),各地区水平差异较大;长期中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不同区域能源效率的改善效果和机制各不相同,其1%的变动会对全国总体分别带来0.46%和0.95%的影响。     

能源禀赋与产业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区域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能源禀赋、产业技术进步及二者交互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产业技术进步会降低碳排放强度,能源禀赋会提高碳排放强度,并且产业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强于能源禀赋的促进作用;②能源禀赋和产业技术进步存在较强的交互作用,产业技术进步可能导致区域能源禀赋相对优势丧失,而能源禀赋优势丧失又会反作用于产业技术进步动力和需求,二者形成的良性互动有利于碳排放减少;③能源禀赋和产业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但二者交互作用在不同区域均表现为显著的抑制效应。基于以上结论,对促进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JP〗低单位产出能耗;第二,推进科技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积极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第三,因地施策,充分发挥产业技术进步通过能源禀赋抑制碳排放的交互作用。     

我国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空间异质性视角

利用2008年我国省级相关数据,建立了基于加权最小二乘法的空间变系数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各省的技术进步明显促进了能源效率的提高;在改善能源效率方面,国内R&D投入的贡献比外商直接投资要大;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模型相比,空间变系数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更好,且基于后者的参数异质性估计结果显示,不同省域的技术进步在促进能源效率改善方面存在空间差异性。最后提出建议:加大国内R&D投入、依赖自主创新更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各地区应针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科研政策,以促使能源效率不断提高。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我国省域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和居民生活消费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8—200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截面数据,构建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省域碳排放量与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产业机构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消费和环境规制均是影响我国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且前者均与后者正相关;我国的自发碳排放量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各省市的自发碳排放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基于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进步能否作为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中介变量,稳健性检验保证结果可靠性。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2)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水平能在地区之间相互溢出,经济集聚可以促进技术进步。(3)经济集聚不仅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直接影响,又能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发挥间接的抑制效应,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的调节路径北大核心

使用2001—2017年30个省级层面数据,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省级层面能源效率指标,借助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影响本土市场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路径。结果表明:第一,本土市场规模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呈“U”型的非线性特征;第二,本土市场规模分别通过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对能源效率呈倒“U”型、“U”型的影响特征,两条路径相互独立具有互补性,若形成合力则后期会持续推动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第三,本土市场规模分别与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门限效应且因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