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了碳排放吗

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作为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密切相关。基于2005年至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具体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从中国整体来看,绿色基础设施投资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究其具体影响机制,绿色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通过U型曲线影响区域的绿化水平与技术水平,进而通过绿化效应与技术效应促成绿色基础设施投资与碳排放的倒U型关系。分区域来看,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东中部地区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呈倒U型,而西部地区尚未形成倒U型。     

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与碳减排 ——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中国如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好可持续发展道路,备受国内外关注。选取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视角,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二者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31.1%。(2)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关系呈倒U型。当外商直接投资处于低水平时,产业集聚会增加碳排放量,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跨越更高门槛值,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凸显,抑制碳排放量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能抑制碳排放量增加。（4）经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为倒U型，且产业集聚临界值为2.389。     

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分析

论文应用汉森的门槛模型,借助我国2006—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分别验证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和二者协同产业不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集聚均对碳排放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碳排放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强—弱—强的特征,而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具有单门槛效应,二者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初期具有正相关关系,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正相关关系逐渐减弱。最后从构建经济—绿色—低碳城市、推行新型城镇化模式和发挥产业集聚碳减排效用三方面提出几条碳减排措施。     

生态约束、产业链协同创新与绿色经济发展

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生态约束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约束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呈显著倒“N”型特征,产业链协同创新是影响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得出,当产业链协同创新跨过第一门槛值,生态约束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当产业链协同创新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生态约束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当产业链协同创新跨过第二门槛值,生态约束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显著。据此,提出逐步调整生态约束策略、联合实施创新与生态约束激励机制、设定多元政策工具,以期发挥生态约束政策与产业链协同创新的双向驱动作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规制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交互模型探讨OFDI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门槛模型考察区域吸收能力如何影响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OFDI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二者之间关系;从分样本看,OFDI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在OFDI对GTFP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环境规制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线性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采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采用线性面板模型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互联网发展提高了地区人均碳排放量,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存在倒"U"型关系,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人均碳排放量,第二产业增加提升了人均碳排放量。考虑门槛效应时,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单门槛,即互联网发展与碳排放是倒"U"型的关系,当地区互联网水平处于中低水平时,互联网发展显著增加了地区的人均碳排放,当互联网发展水平越过门槛时,互联网发展又表现为抑制碳排放的增长。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环境规制对碳效率的多重路径及门槛模型研究

从结构升级及效率提升两大维度刻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环境规制是如何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层面数据，采用非参数百分位自抽法，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交互调节模型验证影响路径，并利用门槛模型探讨不同路径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2)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集聚“遮掩”了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3)环境规制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和调节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结构和效率的双重激励时，需注意不同路径的维度问题，以提高准度，把握力度。     

人力资本、绿色科技创新与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排放效率

基于1999—2019年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运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拓展的STIRPA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考察人力资本、绿色科技创新与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在直接促进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优化的同时,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发挥间接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提升,加快建成引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建议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引领,促进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全面激发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活力。     

高技术产业集聚视域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异质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创新效率,进而借助Hansen门槛回归思想,从高技术产业集聚视角,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近十年我国绿色创新效率拉升迅速,但区域不均衡性明显,尚未形成绿色创新发展的区域间有效联动;(2)从门槛检验来看,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溢出作用显著存在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三重门槛效应;(3)从影响机制来看,OFDI与绿色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当且仅当省域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1.156时,OFDI溢出的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显现,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水平、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政府支持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不显著。     

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2—2021年我国297个城市面板数据,选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绩效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东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低经济水平城市、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大城市相比,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经济水平城市、高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中小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绿色管理创新水平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增强。基于此,提出科学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策略、因地制宜制定城市碳减排方针、着力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碳排放绩效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9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本地碳排放强度下降；城市规模、低碳试点政策以及创新水平在这一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文章结论为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政策启示。     

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碳排放

基于199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并运用静态面板模型、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等考察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作用通过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过程中,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非线性特征。由此,应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化农业规模经营的路径依赖,以推动农业低碳化发展进程并服务于“双碳”战略目标。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我国三次产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动态竞争关系实证研究

我国三次产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互动,对我国实现低碳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选取《中国统计年鉴》1980—2014年的三次产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采用"Lotka-Volterra"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动态竞争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借助生物学种间竞争分析方法,考察"三次产业—碳排放—GDP"之间的关系随时间的演变轨迹并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主要存在捕食、共生、共栖、纯竞争四种竞争关系;中国的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正向关系,并对三次产业增长都具有正向作用;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对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促进中国经济整体发展。若要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应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注重三次产业结构的相互协调。     

国际产能合作视角下的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研究

基于国际产能合作和工业绿色转型的内涵,从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及对外工程承包方面分析了国际产能合作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构建了工业绿色转型指数,测度了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程度,并运用固定效应回归和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各省份工业绿色转型程度差异较大,整体水平较低;对外工程承包和出口贸易对工业绿色转型总体有阻碍作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可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绿色转型,与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呈明显的互补关系,与人均GDP、技术差距呈替代关系,不同区域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能力存在差异,只有当各地区跨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水平、人力资本、技术差距门槛时,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显著地促进中国工业绿色转型。在此基础上,基于国际产能合作的视角,提出了促进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对策建议。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影响机制及回弹效应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已成为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在要求。基于发明型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视角，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机理，同时，采用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回弹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总体上均有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其中，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大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次，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发明型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城镇化则存在遮掩效应。此外，不同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回弹效应”,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回弹效应”大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2—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探究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显示,长期内,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伴随时间推移,促进作用趋于平缓;不同地区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性。基于此,应当发挥政府引导职能优势,夯实绿色发展根基;推动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凝聚绿色发展合力;优化地区发展要素资源配置,消弭绿色发展鸿沟。     

城镇化进程中碳排放轨迹及其传导机制

中国碳排放水平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提升，如何降低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并结合200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阶段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规律以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城镇化由低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时，碳排放呈现倒“N”型轨迹；城镇化主要通过消费、投资以及对外贸易影响碳排放，并且在不同城镇化门槛区间内，其传导机制存在异质性。因此，未来政策应重点倡导低碳消费方式，优化投资结构，推动对外贸易结构升级，从而降低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