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贸流通业与城镇化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利用我国1991-2011年商贸流通业GDP和城镇化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Eviews软件对该数据进行ADF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等,得出我国城镇化和商贸流通业互为因果关系,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促使商贸流通业GDP增长4.0247个百分点,商贸流通业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促使城镇化率提高0.2391个百分点。最后,建议充分利用城镇化带来的新机遇,同时加强商贸流通业对城镇化的贡献。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水平评价——以安徽省为例

本文构建了安徽省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对安徽省16个城市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水平进行选择,结果表明:安徽省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程度的城市个数呈金字塔状分布,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不协调和较不协调的城市占据大多数,可见安徽省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整体上是不协调的.安徽省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不考虑省会合肥,大致呈由南向北递减分布.安徽省城市旅游与城市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城市经济发达或者旅游资源丰富,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一般较协调;城市经济落后、旅游资源稀缺,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一般不协调.     

蜕变与跨越——宁波商贸流通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无宁不成市,有波好弄潮”,宁波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宁波商贸文化和商业的繁荣。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有必要思考和探索新时期宁波商贸流通企业蜕变和超越的因子与途径。     

中国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比较——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

当衡量一国或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时,统计学上一般有收入和消费两种视角。本文利用城乡住户调查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消费水平,以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为参照,综合收入端与消费端信息,对1997—2016年中国31个地区的真实生活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证实,灯光亮度与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可以用来估算真实生活水平。根据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得到,真实生活水平的最优无偏估计中消费水平的权重范围为（2795%,3831%）,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权重范围为（6169%,7205%）。相对于消费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更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生活水平。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样本期内居民生活水平增速小于人均GDP增速,可见经济的发展并未完全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生活水平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东部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分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7倍和21倍。     

基于熵值法的上海居民健康水平模糊综合评价

为了更好地贯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从居民环境、服务、生活三个维度构建属于上海的健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2010—2018年居民健康水平的指标权重,以熵值法的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数据为隶属矩阵,得出居民健康水平的隶属度,对2010—2018年近十年的居民健康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得出上海居民健康水平发展趋势。结果表明,2010—2012年这三年居民的健康水平处于极差状态,2013—2015年居民的健康水平从较差状态成为中等状态,2016—2018年居民的健康水平从良好状态升为优秀。可见,上海市居民健康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好。     

基于“互联网+”环境下的我国商贸流通业转型发展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其推动并加快了我国传统创业信息化的脚步。目前网络信息技术和传统的商贸流通产业正在加大融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传统商贸流通业在拥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将我国的商贸流通行业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对推动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态文明与绿色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基于熵权实证法分析

面对人口、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国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协调发展是核心问题.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成果不断改善和提升,但绩效提升幅度有限,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尤其是自然生态规律和市场经济矛盾、城市现代化发展与生态贫困矛盾以及资本逐利性与环境保护公共物品内在属性之间的矛盾.对此,需进一步深化绿色改革,通过提升绿色供给发展低碳经济,创新生态文明制度,构建符合中国绿色经济发展需求的机制、体制,推进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协调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多因素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动进行多因素分析,首先说明用恩格尔系数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可行性,建立以恩格尔系数为应变量,以可量化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就如何主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意见.     

都市区构建与区域协调发展——扬州都市区的实证研究

我国正处于区域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已引起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开展了多元化的探索,构建都市区为建立永久性的区域协调发展制度框架提供了可行的策略.在分析我国都市区整体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归纳了目前长三角地区都市区演化的基本特点和典型城市在构建都市区方面的探索,重点介绍了长三角北翼城市扬州构建都市区的实践,以期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人口老龄化对居民生活水平影响的计量检验——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都产生深远且重要的影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全国31个省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通过面板设定F检验、Breusch-Pagan LM检验和Hausman检验,确定随机效应模型为最优模型,通过新的不同方法验证了最优模型的稳健性.结果 发现,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消费、房价与居民生活水平呈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而物价则与居民生活水平呈显著性的负相关关系.对此,本文提出放开鼓励生育政策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等建议.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协调发展测度——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研究

自2009年国务院提出将在2020年把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国家战略目标的11年来,上海这两个中心的发展情况以及二者发展的关系备受关注,为了总结两个中心的发展成果和协调发展情况,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进行数据处理,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2004-2017年两大国际中心的协调发展度和关联...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分析

文章构建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中国31个省域2003—2017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研究发现,耦合度呈波动上升态势,而协调度先上升后波动下降。从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看,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宁夏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低,辽宁、浙江、福建、山东、海南、重庆和陕西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高,经济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省份及西藏、青海具有较低耦合水平和较高协调水平,其余中西部地区具有较高耦合水平和较低协调水平。从三系统发展类型看,中部地区、除重庆外的西部地区与河北省属于经济、旅游与生态环境基本协调发展地区,其余省份均属于超过生态环境承载阈值。     

和谐社会中的居民生活质量宏观因素分析

本文从居民生活质量的概念出发,探究居民生活质量的宏观影响因素,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生活质量就越高,但并不总是显著的正相关;国家政策的倾斜影响着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是通过受教育形成并提高的.本文还认为,价格上涨、人口数量过多和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会抑制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