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电商化发展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如何推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技术应用与稳就业目标协同,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文章以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及相关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作为外生冲击,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城市电子商务发展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不仅总体上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而且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结构调整。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电商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扩大企业市场规模、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三种机制,促进了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电商示范城市建设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经营规模企业以及不同地理位置企业存在显著差异。     

工业机器人与劳动力的空间配置

本文使用2005—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各行业运行量的数据,研究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中国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显著减少了地区外来劳动力的迁入率,这一负向影响主要来自低技能劳动者。机制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与其应用规模和劳动力的迁移成本有关;从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看,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和户籍制度松绑的双重作用主要影响高技能外来劳动力的迁入。最后,在区域劳动力市场内部,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地区总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     

智能制造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的视角

工业机器人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随着在各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各界对于其经济后果的密切关注。本文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产生的人工替代和就业创造效应，并结合我国劳动力供给和产业结构现状，探究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微观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劳动力的依赖，企业在业绩下降时裁撤了更多低教育水平冗余劳动力资源，通过减少员工数量而非降低员工薪酬待遇的方式调整劳动力成本。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成本粘性的降低作用在劳动力被替代可行性较高、劳动力调整成本较低、民营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客户集中度较低时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机器人换人”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直接证据，也为如何规避“机器人换人”的潜在风险提供借鉴。     

工业机器人如何影响制造业就业变动——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技被认为是智能制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其快速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机器人科技等新技术的出现势必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冲击。本文利用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行业层面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的负向影响会通过“降低企业就业创造,提高企业就业破坏”来产生作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变动影响的作用途径存在异质性,相对而言,对于生产人员占比高以及高中学历占比低的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的冲击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影响企业的员工结构和绩效水平,进而影响企业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上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对下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本文研究能够提供关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影响的中国版本解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对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颁布引发的外资管制放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评估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对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并未改善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识别假设条件和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然可靠。其次,从企业微观角度对其内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外资进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和生存能力影响不同,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加剧了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和影响不同效率企业的进入退出,从而加剧行业内企业间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最后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提出政府在发挥外商投资的有益效应时,关键在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政策建议。     

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分析

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究竟会带来“人机共存”还是“机器换人”？已有学者围绕这一话题对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就业的关系展开了讨论。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和各国竞相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背景下，参与全球化生产分工使得国外机器人应用也会对中国就业产生影响。文章先构建了多国多部门的李嘉图贸易模型，通过对劳动力就业变化进行结构分解，分析国内外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产生的就业效应。然后利用人口普查微观数据、IFR机器人数据和WIOD投入产出数据，基于Shift-Share思想检验了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我国地级市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表明，国内机器人产生的补偿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因而会促进地区制造业劳动力就业，而国外机器人经中间品贸易渠道会对制造业就业产生补偿效应，经最终品贸易渠道会对制造业就业产生替代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内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行业异质性以及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得出，国外机器人应用主要是通过改变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而影响劳动力就业。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客观评估机器人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制定机器人产业发展政策和提高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具有一...     

劳动力供给变化会影响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率吗?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我国的劳动力供给趋势迎来了拐点.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化正在对微观企业绩效和行为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同时,这种长期影响也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文章试图将劳动力供给因素纳入ACF和DLW微观企业绩效分析框架中,进而检验企业所在县级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对当地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本地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下降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冲击在10年前已经显现:1.由人口控制政策带来的劳动力素质提高确实可以提升本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会降低经济利润率;2.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利润率的影响在全国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企业更早地受到了劳动力供给变动的冲击;3.劳动力供给变化主要以"劳动力成本"为中介,进而对生产率和利润率起到不同的作用,以"劳动力成本"为中介的传导机制会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经济利润率.文章的研究对于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转型压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新特征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等自动化资本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偏向会呈现新的特征,已有文献缺乏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新特征的关注,也缺乏对新型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探索。文章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利用2012-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测度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偏向,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对企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自动化资本。（2）制造业企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了替代效应,生产率和产出规模效应是两个影响渠道。（3）制造业企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技能结构效应来提升劳动力工资水平。（4）基于行业关联效应,制造业上游（下游）企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推动下游（上游）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而对下游（上游）企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和工资补偿效应。可见,大力推动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加快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扩大生产率和产出规模效应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作用,重视产业链的传导和协同效应,是适应“机器换人”,实现稳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     

机器人使用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回流吗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持续回流,且在户籍制度不断放松的情况下回流比例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机器人使用日益普及,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机器人使用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机器人使用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主要作用于农村劳动力中的低学历青年男性群体。机制分析表明,该影响包括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一方面,机器人使用直接减少了工业就业岗位,导致从事工业的农村劳动力被迫回流;另一方面,机器人使用迫使劳动力从工业流向第三产业,加剧了第三产业的就业竞争,间接增加了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这意味着,政府应重视这部分青年回流群体的就业状况,加强对回流群体失业的风险防范,并充分发挥回流人群年轻有活力的特点,鼓励回流群体积极就业创业,帮助乡村发展经济。     

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发生深刻变化,并将对制造业结构优化产生深远影响.劳动力供给变化包括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结构变化等多重维度;制造业结构优化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文章以1992-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结构的综合视角来探讨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一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但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影响不显著;二是劳动力供给质量提高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却不利于制造业高度化发展;三是反映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老年、少儿抚养比上升显著抑制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发展,且老年抚养比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少儿抚养比.此外,文章还通过更换样本与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基本支持了文章上述的研究结论.因此,我们建议既要通过调整与优化人口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负向冲击;又要着力培养为产业发展所需的各层各类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进而以创新驱动制造业结构优化.     

劳动力流动非金钱因素实证分析——基于结构方程

文章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研究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非金钱因素。文章首先提出问题，指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除了有经济因素以外，还有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非金钱因素；接下来，通过结构方程，对中国31个行政区域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非金钱因素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到了分析的结果，文章认为，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经费的投入、以及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呈现出正向的关系。特别是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的提高可以极大程度的增加劳动力的流入。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程度的加强对劳动力进入地区的部分行业影响也大致呈现出正向的关系。劳动力大量的进入流入地，将会导致流入地劳动力要素供给增加，尤其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要素流动还会增加流入地的人力资本存量，激励当地企业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自身劳动力的素质。     

产业数字化政策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来自15项试点政策的实证检验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本产业支撑和重要保障。从政策赋能机制视角出发,以2010—2020年15项产业数字化细分政策和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产业数字化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增加研发投入两种机制赋能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但具体细分政策在机制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分析显示,两种机制的效果存在企业技术水平、规模及区位的异质性。其中,产业数字化政策更易通过影响劳动力质量作用于中高技术、特大型、东部企业;通过影响研发资本投入作用于中低技术、中型、中部企业,且企业规模越大,研发资本投入路径的赋能贡献越低。本文对我国产业数字化的相关政策实践进行了统一评估,其中对政策影响机制的探究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拓展的政策选择方向,这对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效率损失及其分解:理论与实证

现有文献在计算中国制造业劳动力配置扭曲所导致的TFP损失时,均没有剔除外部因素的扰动,从而高估了该损失.文章在Hsieh和Klenow(2009)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劳动力配置扭曲导致的TFP损失,在剔除外部因素扰动后,估算出劳动力配置扭曲导致的TFP损失从1998年的9.00%逐渐减少到2007年的7.39%.而现有文献也缺少在企业异质性模型下对TFP损失进行分解,文章将企业按特征进行分组,建立了分组之后TFP损失分解的理论.TFP损失的分解有利于分析TFP损失的构成,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该理论不仅适用于制造业还适用于农业和服务业等,具有很强的适用性.文章最后以所有权分组为例分析了我国制造业1998-2007年劳动力配置扭曲TFP损失的构成.研究表明:(1)每个行业的劳动力配置扭曲导致的TFP损失是该行业的劳动力份额、产品替代弹性和劳动力成本产出比对数方差的增函数;(2)行业内各组之间不存在劳动力配置扭曲的条件为行业内各组企业的劳动力配置扭曲程度均值相等;(3)企业按所有权分组后,我国1998-2007年由劳动力配置扭曲导致的制造业TFP损失主要来自于组内,并且该损失在此时间段已经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主体变成了以其他企业为主体.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制造业服务化——机制识别与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的效应差异

作为驱动制造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倒逼"作用日益凸显.基于手工整理的2013-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服务化数据,从嵌入式服务化和混入式服务化两个视角系统考察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能够"倒逼"制造业企业进行服务化转型,主要表现为其对嵌入式服务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混入式服务化的影响不显著;特别地,这种"倒逼"效应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具有显著的持续性,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特征.机制分析表明,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难以通过信息技术投资间接驱动制造业总体服务化水平的提升,但能够通过该途径促进嵌入式服务化和抑制混入式服务化.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倒逼"效应.     

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研究——基于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视角

制造业转型升级往往导致劳动力需求变化，进而引发结构性失业问题，而厘清制造业整体及分区域的劳动力吸纳能力特征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劳动力需求视角，分析了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对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影响机制，并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2012—2019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0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行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和技术创新投入增加均降低了制造业整体就业增长率及就业人数，削弱了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分区域来看，东部省份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受行业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最大，中部、西部省份次之，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技术创新投入增加降低了东部、西部省份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对中部省份未产生显著影响。因此，统筹推进就业优先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是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基本政策方向。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来自多维数据的证据

本文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构造了中国城市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并将中国机器人使用的相关研究从劳动市场拓展至产品市场,定量分析了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对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本文采用“企业—产品—出口市场—时间”四个维度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的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1%,企业内部产品在海外目的国市场的出口额增长了0.112%,原因是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挤出了制造业企业低技能劳动者、吸纳了高技能劳动者,因此,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并且,机器人使用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最终,企业可以通过“降价提量”的方式推动产品出口额增长。控制“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和采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以上结论均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低收入群体的冲击较大。     

运输成本、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区域分布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是什么?本文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的作用机制。运输成本差异形成了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选址优势,而这一优势和目前的高劳动力流动成本一起,形成了沿海高成本压力而内地收入低下的新空间“二元”结构。同时,我们计算了区域经济的实际数据对这一机制进行印证,假如这一局面继续维持,它将妨碍沿海和内地产业分工与均衡发展。文章还认为,因为经济集中的趋势是内生的,所以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促进性而不是限制性的。     

论珠三角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90年代中期以来,珠三角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开始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本文分析了珠三角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提出企业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区位选择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劳动力区位选择,经济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本文通过扩展劳动力市场空间均衡模型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盟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存量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并未将劳动力挤出到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较低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需求的积极创造效应相较于消极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促进了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其中,中等受教育程度、中青年和农业户口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对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更为敏感;在信息化程度较高、户籍管制程度较低以及劳动保障程度较高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留人”效果较明显。为此,地方政府在积极推进智能制造的同时,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和社会保障,放松户籍管制,这将有助于平稳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促进“稳就业”“保就业”目标的实现。     

日本经济起飞时期农村劳动力供给机制研究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起飞,城市加工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扩大,在城乡巨大收入差距的诱惑下,日本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在农户家庭内部劳动力互补机制的作用下,缓解了劳动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业生产。从分析日本经济起飞时期农村劳动力的结构变动入手,通过实证分析把握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的经济影响;进而分析未来日本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说明农村劳动力互补机制对于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村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