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投资与创新绩效——基于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视角的分析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区位布局呈现出市场多元化以及嵌入东道国市场程度不同的特点,这一情形导致"逆向溢出效应"的条件有所区别。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回答了对外投资广度与深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对外投资广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投资深度的作用呈"U型"变化;(2)制度多样化程度正向调节对外投资广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对对外投资深度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较弱;(3)对投资目的地以及企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距离方向、区位以及经济发展类型会左右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的作用,不同投资动机和所有制也会影响两者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理论的研究边界,也为政府和企业如何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供了理论参考。     

东道国政治冲突、中国对外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UCDP全球武装暴力冲突数据、Aid Data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备案数据研究发现：东道国国内政治冲突对当地中国OFDI具有负面影响;而中国对当地的援助能够减缓受助国政治冲突对中国OFDI的负面冲击。进一步,东道国政治冲突和中国对外援助对中国非资源类行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更大;同时,改善双边关系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是中国援助降低政治冲突的风险增加效应的潜在途径。本文从冲击缓解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对外援助在中国经济“走出去”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中国OFDI的发展。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特征解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地域分布特征不能被传统OFDI理论所解释。中国OFDI存量高度集中于避税地,地域分布格局偏离发展中国家常规,主要投资地中政治风险较高国家偏多。引入制度理论对中国OFDI地域分布特征进行解释。转型期制度约束与制度缺失是中国OFDI高度集中于避税地的重要原因,企业通过投资避税地来规避制度约束或进行制度套利;国有企业OFDI动机的双重性以及政府的政策倾斜弱化了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及政治风险等常规因素对国有企业OFDI区位选择以及中国OFDI地域分布的影响;中国企业的非市场能力支持了它们对政治风险较高国家的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3~2011年)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运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资产利润率的影响,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利润率,无论企业投资于单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基于企业投资动因的分类检验发现,OFDI行为显著降低了商贸服务类和当地生产类OFDI企业的利润率,而对技术研发类和资源开发类OFDI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不显著。此外,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利润率,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利润率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滞后性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在投资后的3年和5年仍然显著为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力机制框架构建——企业异质性条件下三元边际扩展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的现实,通过系统考察OFDI三元边际扩展对中国OFDI发展的作用机理,从宏观(内部与外部因素)与微观(企业异质性)层面的互动来构建中国OFDI的动力机制框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最后用华为案例对中国OFDI的动力机制进行诠释,进而为中国企业与政府国际化战略决策提供经验借鉴。     

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基于不同产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企业参与全球分工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对外贸易,一种形式是对外直接投资。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美债务危机的爆发一方面给中国的出口贸易带来严重冲击,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历史机遇。人民币汇率上升和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化。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不同产业O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农业和矿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出口贸易是替代关系;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与其对外贸易是互补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OFDI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有增强的趋势。     

中国OFDI增长的母国经济动因: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投资发展路径论构建了一个阐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的理论机制,揭示了其背后的母国经济动因:本国经济增长通过引发国内产业结构变迁导致了OFDI的动态变化,进而表现为投资规模和速度、投资动机与结构、投资地区等发生相应转换。进一步地,通过选取1982-2015年中国OFDI、GDP和工业增加值三组时间序列变量,对上述理论机制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对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本文选用1990-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实证检验了17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路径呈U型结构,符合IDP理论路径,但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并不遵循IDP理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本文还对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了协整检验,结论是：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OFDI的Granger原因,而OFDI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长期的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否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在企业环境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环境责任的履行能力对中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所有权优势理论的拓展,从制度所有权优势视角探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广度、深度与规模的影响,并从资产所有权优势视角进一步剖析其影响路径。以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587家OFDI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提升企业OFDI深度,促进企业OFDI规模的扩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OFDI的直接效应会因企业所有制、行业污染程度及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此外,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通过声誉机制、融资机制和生产率机制能够间接促进企业开展OFDI。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非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OFDI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具体而言:正式环境规制对东、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的OFDI具有促进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东部地区OFDI的影响不显著。指出:政府需要根据区域经济差异对不同动机的OFDI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在Helpman et al(2004)基础上加入出口平台型OFDI和融资约束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企业OFDI的模式选择问题。研究发现：生产型投资需要更高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平台型投资相比,前者需要企业跨越更高的生产率门槛;如果企业融资约束越大和外部融资依赖越多,则生产型投资的生产率门槛越高。本文然后利用2005—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选择生产型投资的概率越高;给定行业外部融资依赖,随着融资约束降低,企业选择生产型投资的概率增加。本文发现,生产率较低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无法跨越生产型投资的门槛,转而选择出口平台型投资,这从理论和经验上解释了中国企业OFDI的模式选择问题。     

浅谈企业对外投资与市场的关系

投资,是企业为通过分配来增加财富,或为谋求其他利益,而将资产让渡给其他单位所获得的另一项资产。企业对外投资方向的正确与否,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收益,如果企业的对外投资能与市场有机结合,就能使投资取得最佳的收益。为此,企业就需正确处理好对外投资与市...     

中国对亚洲地区OFDI的动因——基于投资流向的对比分析

利用2003—2012年中国在亚洲地区的OFDI的面板数据,按投资流向分析中国在该地区OFDI的主要动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顺向OFDI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的动因,而创造性资产寻求的动因不显著;中国对亚洲地区发达国家的逆向OFDI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和创造性资产寻求的动因,不具有显著的效率寻求和自然资源寻求的动因。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视角

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并采集我国2008—2017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创新模式的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从全国整体还是从分地区来看,OFDI均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国内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OFDI,且其仅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大;OFDI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模仿创新,说明OFDI的自主创新外溢效果更强;另外,研究还发现目前我国的研发人员力量相对薄弱,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高端科研人员数量不足,严重制约了直接对外投资的吸收能力。     

不同投资动机OFDI促进产业升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促进产业升级的机理不同。市场寻求型OFDI可以扩大国际贸易、转移传统产业;资源寻求型OFDI能够打破资源短缺对新兴产业发展的限制;技术寻求型OFDI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研发资金。本文选取2003—2012年间58个样本国家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三种类型的OFDI均为我国产业升级的原因,但存在滞后性;技术寻求型OFDI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为了促进产业升级,应重点发展技术寻求型OFDI,鼓励扩大资源寻求型OFDI,积极引导市场寻求型OFDI。     

RCEP 框架下企业 OFDI 技术利益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及其技术利益格局会深远影响成员国的后续科技创新与合作。本文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算技术利益，结合企业、环境、东道国与OFDI特征研究中国企业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利益实现问题。研究发现：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对实现技术利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管理效率的提升强化技术利益的实现能力，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化技术利益实现的动机。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企业能实现更多的技术利益，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技术利益实现水平；企业OFDI水平越高、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技术利益实现效果越好；投资到RCEP国家的企业相比投资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会获得更多技术利益。     

比较金融体制对一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93个国家1990²010年的面板数据,从比较金融体制视角探讨其对一国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导向型金融体制是提升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结论具有稳健性。此外,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技术升级、制度质量、总储蓄以及文化差异等同样是影响OFDI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目前中国OFDI存量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中国作为典型的银行导向型金融体制国家,要进一步提升我国OFDI水平,除了在宏观层面创造和保持稳定的发展环境外,建立良好的市场导向型金融体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吗?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文章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且在克服内生性、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回归样本以及回归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组检验表明,这种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跨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两个重要渠道。本文对制定更加明确且具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以及跨国企业完善国际合作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