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吸收外资政策的新趋势

本文从理论出发,阐述了FDI、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对典型经济体的案例研究,说明了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外资政策的调整一般会经过3个阶段:一是资本流动控制,二是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三是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此基础上,论文以E11为例对次贷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外资政策变化的新趋势进行分析,并得出目前新兴经济体外资政策调整已经完成了"三部曲"中的前两部,未来的新趋势将进一步从单纯的应急措施转向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结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空间关联与短期资本流动波动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各国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幅度及共振程度明显增加。文章基于线性视角和空间视角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动波动的线性影响及空间影响。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具有加剧作用，且对短期资本流入及流出波动的影响大于净资本流动波动。空间回归结果表明，各国短期资本流动波动之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具有异质性。在地理空间关联下，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且本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相近地区的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加剧具有正向溢出作用；在金融空间关联下，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但显著性较弱。为此，短期资本流动管理不仅要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还要关注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加强国际监管政策协调，防范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2013年：全球经济存在五大不确定性

近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2012年央视财经论坛上表示，2013年中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复杂严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欧债危机走势的不确定性、美国债务悬崖管控结果的不确定性、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世界主要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资本向新兴市场流动的不确定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金融化

为增进对全球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缘起的理解，本文利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2002—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多个角度使用多个指标衡量国家金融化，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家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使得企业和家庭等微观经济主体金融化，还对国家金融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是全球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原因之一。第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发展中国家金融化主要是为规避发达国家溢出的或者国内经济变革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而发达国家并非如此，而是为攫取其他经济体的利润。第三，国家治理能力会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家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并且国家治理能力主要通过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深化来减轻全球经济金融化，而不是通过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务影响的渠道。在经过使用工具变量，主成分分析法等稳健性检验后，基准实证结果仍保持一致。本文研究表明，我们需要保持各国经济政策的连续性、透明性与稳定性，并要有意识地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水平以抑制全球经济金融化。     

新兴经济体经济风险评估:基于金融指标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迅速,但也开始暴露出不少自身固有的阻碍经济发展的顽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环境下,经济增长前景充满各种不确定性。本文以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国际储备、短期债务、货币余额与利率等相关金融指标,分析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综合经济风险,并且为新兴经济体的未来的经济改革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双向冲击:基于区制转移模型的实证研究

各国为应对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尝试推出各类经济政策,增加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其他因素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双向冲击效应,即负向冲击效应和正向冲击效应,更不利于短期国际资本平稳有序流动.在厘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负向冲击机制与正向冲击机制的基础上,文章选取2002年1月到2...     

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新变局、新风险、新机遇——2019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

2018年是世界经济曲折发展大变局的一年,全球贸易摩擦升温、金融环境收紧、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以及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波动等将拖累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导致全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和包容性深受挑战。展望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乐观程度降低,经济企稳仍将面临多重挑战,增长将放缓。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趋缓,美国经济增长步伐将随着政府财政政策作用力减弱而回归平庸常态;欧元区因"内忧"(重债高位)和"外患"(全球贸易摩擦冲击)等,经济增长面临不可持续;日本将因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和贸易摩擦升温,较快增长势头或将被打破。新兴经济体因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经济和政治风险总体偏高,增长势头或将减弱,各国经济走势也将明显分化。中国因追求高质量、更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增长势头将有所减弱。     

中国应如何应对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了现实的影响。     

阿拉善盟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监管难点与对策

返程投资是指一个经济体境内投资者将其持有的货币资本或资本权益转移到境外,再作为直接投资投入该经济体的经济行为。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资本大规模双向流动的格局已经形成,     

中国应如何应对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了现实的影响。     

近期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波动的原因及对策

2013年5月以来,新兴市场货币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贬值浪潮,股市债市也难逃厄运,资本大量外流,究其原因,一是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预期及退出政策的实施;二是2012年以来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开始下滑,打压了投资者信心,加上新兴经济体自身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升了新兴市场的风险预期;三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特点,导致其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对此,新兴经济体应采取多种措施应对,以防范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     

不确定因素下世界经济形势及特点

2010年,世界经济在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下,复苏势头较为强劲。2011年,尽管国际经济环境短期向好,但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基本结束,世界经济、贸易和工业生产难以保持2010年的反弹性增长,增速可能明显放缓;就业、赤字、债务、产能过剩、通胀、资本流动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继续释放,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可能进一步分化。     

寰眼天下·国际

财政金融风险笼罩全球 9月20日发布的2011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面临两大逆风：一是从年初开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显著放缓；二是日益增加的财政和金融不确定性，导致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第三轮“资本流入潮”来袭:管制之后须平衡

国际金融学会(IIF)6月1日预测,2011年全球资本将有10410亿美元流向新兴经济体,2012年将达10560亿美元,中国是最大的国际资本净流入目的地,约占新兴经济体吸引资本总量的1/4。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有效实施资本流动管制?中国采取何种平衡框架应对资本流动?     

量化宽松、资本流动与国际间货币政策协调

主要利用美国国际收支(简称BOP)账户、资金流量表等统计数据探讨量化宽松与资本流动之间相互联系。分析表明,国际资本流动与量化宽松之间关系密切,量化宽松是资本流向EMEs的重要原因,反过来资本流动则影响了量化宽松的有效性,量化宽松和资本流动是引发全球货币汇率冲突的关键性因素。各国应通过国际协调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的生效和压制冲突,使全球经济得以更加平衡地复苏以压制冲突,而且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大的调整责任。     

国际金融整合下资金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引入特定的宏观经济、金融和政策变量等控制变量后,本文尝试检验东欧、东亚和拉丁美洲三大主要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流动方向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东欧地区收入水平与金融深化程度仍然偏低,但随着发展程度提高,未来将由资金流入转为流出。东亚地区的超额外汇储备、贸易顺差与资金流出,被指控为造成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该地区若能够持续进行金融深化,资金可能回流并使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现象得以缓解。至于拉丁美洲地区的宏观经济、金融和政策变量,对资金流动方向并无决定性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仍是决定资金流入能否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最后,本文对解决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从本质上来讲是在要素流动的作用下逐步形成的。发达国家资产存量丰富,资本价格较低,因而成为资本流出国家,同时,它们通过以资本要素流动为本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客观上造成了产业转移的结果。新兴经济体资产存量匮乏,资本价格较高,因而成为资本流入国家,同时,它们通过参与全球产业转移迅速积累起大量贸易顺差,随后出于保值目的购买发达国家金融资产从而支撑了后者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因此可以说,要素流动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微观成因。本文将构建一个基于资本要素流动的全球经济失衡理论模型,用以说明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背后形成机制及失衡存在的必然性。其次利用实际数据分区域验证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之间的相关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R&D投资

文章基于金融资产配置视角,以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R&D投资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相关,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会加大R&D投资;金融资产配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东中部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R&D投资的相关研究,同时为我国企业坚持创新发展道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供有益借鉴。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下宏观杠杆的调控效应及其策略选择

新常态下保证宏观杠杆稳步下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以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门限变量,构建了包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杠杆在内的门限结构向量自回归(T-SVAR)模型,研究高低两种政策不确定性区制下我国需求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及供给端金融改革政策对宏观杠杆的调控效应。结果显示,三种政策均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且在中长期内均出现逆转,区别在于,虽然货币政策对宏观杠杆的短期作用效果最为显著,但当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快速攀升时,其调控效果会略微降低,而此时财政政策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有效平抑过高的杠杆率增速,且在长期依旧保持一定的调控效果。因此,央行在对宏观杠杆进行调控时应依据各政策调控效应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搭配使用,同时通过推进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优化融资结构,为实现宏观政策调控效果的最大化奠定基础。     

资本流动性冲击、宏观经济波动与我国货币政策协调北大核心CSSCISSCI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频繁流动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资本的跨国流动对国际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各国福利,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因为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等变化趋势共同改变了货币政策实施所依赖的整个金融环境,在宏观层面上却给政府当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了困惑,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独立性受到冲击。当今资本流动性已成为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也把资本流动性作为主要变量来考虑,以保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