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时期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产业政策是导致我国转型时期产能过剩产生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中国1999-2011年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显著为负,不同政策工具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并不相同:(1)税负降低会带来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两者显著正相关;(2)贸易保护与产能利用率的关系显著为正,贸易保护程度的增强在短期内会提高产能利用率;(3)创新补贴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具有负作用.进一步地,小企业、国有企业和行业低技术的比重越高,产业政策就越有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化解和防止产能过剩,我国的产业政策亟需转向竞争政策.     

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测算与行业分布

企业的生产过程是一个跨期动态决策过程,传统效率评价方法(非参数前沿面分析方法和随机前沿面分析方法)只应用初始投入和最终产出计算效率值,而忽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跨期经营活动,从而可能错误估计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为此,本文拓展了Tone&Tsutsui(2010)提出的DSBM模型,采用基于冗余的DSBM模型重新测度了中国省际工业产能利用率。研究表明:(1)静态DEA方法与动态DEA方法测度的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差异。静态方法由于忽略企业的动态决策过程,倾向于低估产能利用率、高估产能过剩以及产生产能利用率过度波动的假象。而本文动态方法测度的我国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0.68%,确实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2)基于注册类型、轻重行业以及规模的动态分析发现,产能过剩问题在各个层面均存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高于其他注册类型企业;重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轻工业产能利用率;大规模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中小规模企业。(3)东部地区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而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均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种现象在不同注册类型、行业以及规模层面均存在,说明根植于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开放程度以及产权保护力度等因素可能是解释产能过剩地区差异的终极原因。     

当前我国某些行业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剖析

产能过剩是我国最近经济运行中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对于产能过剩,按其成因大致可分为:短期市场波动型、宏观需求波动型、行业周期演进型、产权驱动型四种类型。本文认为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本轮产能过剩,是转轨经济中所特有的产业演进到成熟期后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的产业组织现象。基于这种判断,本文通过构筑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这种特殊产业组织现象的成因,并相应给出了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性思考。     

渐进工艺创新、产能建设周期与产能过剩——基于“新熊彼特”演化模型的模拟分析

产能过剩是近年来我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产能过剩可能由经济周期波动引起,也可能由投资层面的"潮涌现象"引起。由"潮涌现象"引起的产能过剩不能完全任由市场调节,必须辅之相关的产业政策予以预防与化解。本文构建涵盖技术创新、产能建设周期、企业兼并、进入和退出的"新熊彼特"模拟模型,分析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和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研究发现渐进工艺创新和长产能建设周期的结合是"潮涌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地方政府对于进入、退出的干预加剧了"潮涌现象"和产能过剩。对于"潮涌现象"引致的产能过剩的治理,在实施进入规制和强制淘汰政策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制定、实施创新定向激励计划和建立高效的产业技术信息平台。     

地方补贴性竞争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基于倾向匹配倍差法的经验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决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体制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而忽略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的作用.文章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和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建立了两期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探讨地方补贴性竞争对我国产能过剩影响的新机制,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下,地方补贴性竞争导致的产能过剩率长期大于正常产能过剩率;企业所获补贴越多,行业爆发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越高.进一步采用PSM-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相比补贴前,补贴企业补贴后的产能过剩率将会上升1％至3％;相比未补贴企业,补贴企业的产能过剩率高出2％至12％.文章的研究不仅为地方补贴影响产能过剩的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政府化解产能过剩提供了启示和参考.     

外需引导与政府补贴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研究——以光伏产业为例

该文以外需引导和政府补贴作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的内在逻辑。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不确定需求以及古诺竞争的厂商进入模型发现,以国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并且政府给予大量补贴的发展模式,会对竞争主体产生激励扭曲,厂商的过度进入最终导致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以光伏产业为例,选择2008-2015年沪深两市中主营业务属于光伏概念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光伏企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情况,且外需依赖程度越大,政府补贴越多,产能过剩越严重,而研发投入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产能利用率。     

淘汰过剩产能需慎行

一方面,任何“过剩产能”,都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产能,它既是自身的产能,又是和上、下游的其它产能（企业）紧密关联,是其它产能（企业）的需求。当这个所谓的“过剩产能”简单的“淘汰”了,看起来是过剩产能“淘汰”了,但是接着与它关联的相关产能（企业）就要过剩起来,再淘汰这个新的“过剩产能”,又会产生新的相关联的产能过剩……如此不断的循环下去。另一方面,淘汰“过剩产能”,又会减少这些企业的农民工的就业,从而减少农民工收入,进而减少社余巷需求,对扩大需求不利。因此,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完全走出困境,甚至有二次探底风险的背景下,淘汰“过剩产能”需慎行,至少力度需舒缓些,不能过分地“一刀切”。     

过剩产能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分析——基于包含随机波动的TVP模型考察

为了更准确的考察目前中国的过剩产能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本文构造了一个包含随机波动的TVP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随机波动程度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力度有不断减弱的趋势;改善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提高供给部门的效率是实现价格稳定下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途径.     

财政分权、资本错配与区域创新效率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01—2018年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超效率DEA模型对各地区的资本错配程度和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财政分权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地区的资本错配程度,减缓了因资本错配带来的创新效率损失;分区域来看,在产能过剩程度较低的省份,财政分权通过抑制资本错配减少了创新效率损失,对创新效率产生了促进作用;但在产能过剩程度较高的地区,虽然财政分权通过缓解资本错配降低了创新效率损失,但是财政分权对创新效率仍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资本错配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为了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从过度投资到产能过剩:理论与经验证据

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往往笼统地将二者视为一体。实际中,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分别指向企业投资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决策阶段,前者与需先行做出的长期投资决策有关,而后者则是后发的即期生产决策的结果。通过引入一个包含投资和生产两阶段的动态实物期权模型,尝试性地刻画从过度投资到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以及经济与政策这两种异质不确定性对这一形成机制的影响,进一步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理论与实证结果表明:(1)尽管产能过剩总是源自前期投资的过度扩张,但并不是所有的过度投资最终都会导致产能过剩;(2)不确定性是导致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但过度投资更多地源于政策不确定性,而产能过剩则主要源于经济不确定性;(3)不确定性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要强于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因此,对过度投资的治理应以政策不确定性为主,保持政策调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产能过剩的治理则应以经济不确定性为主,维护市场运行体系的稳定性。     

我国建筑业产能过剩测度及对策研究

为了分析建筑业产能过剩程度及结构影响指标,基于1993-2010年建筑业人力及资本平减数据,构建了建筑业最大边界生产方程,测度建筑业产能利用率。结果显示,20年以后我国建筑业总体规模上产能利用率超过85%,产能过剩并不严重,并且产能过剩波动提前GDP景气一年。最后,提出了解决我国建筑业产能过剩结构障碍的对策建议。     

在位者产能投资及其进入阻止效应失灵的多维分析—— 基于中国乘用车产业的经验证据

产业组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在位者对过剩生产能力进行投资,会在产量竞争中取得先动优势,预期价格和利润下降会使进入者面临更高的进入壁垒,从而使产能投资具有进入阻止效应.本文从理论模型、计量检验和案例分析三个维度出发,分析中国乘用车制造企业的产能投资行为.两阶段博弈模型证明,需求不确定和在位者数量增加会导致进入阻止成为一种公共产品,不利于产能投资发挥进入阻止效应;基于Logit回归的检验发现,在位者的前一期投资没有体现出进入阻止效应;案例研究表明,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能力和动机存在明显差异的在位者,也未能利用产能策略维持已有市场地位和减少大规模进入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难点,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近年来,国家提出要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市场化长效机制。文章基于共同机构所有权这一市场化视角,探讨了其去产能效应。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发挥协同效应和监督效应,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去产能效应在产能过剩程度较高和劳动型技术偏向的企业、聚集度较高的行业以及经济发达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同时,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去产能效应导致产能扩张的潮涌现象和恶性竞争明显减少。文章的研究为当前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市场化长效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也为共同机构所有权在资本市场上发挥的具体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经济学术会议信息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暨“产业转型升级与产能过剩治理”研讨会征文启事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暨“产业转型升级与产能过剩治理”研讨会,定于10月18日在湖南科技大学召开。现将会议征文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产业转型升级与产能过剩治理 二、选题范围：（1）现阶段我国产能过剩现状与成因;（2）产能过剩与产业结构调整;（3）产能过剩与企业技术创新;（4）产能过剩与地方政府行为;（5）市场供求关系与产能过剩;（6）治理产能过剩的财税金融政策;（7）治理产能过剩的产业政策;（8）治理产能过剩的国际经验;（9）治理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10）企业应对产能过剩的策略。     

体制性产能过剩:内部成本外部化视角下的解析

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体制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目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能力仍然极强,尤其是对要素市场的干预,这种干预能力造成了目前的内部成本外部化现象.本文尝试从内部成本外部化的视角,对我国体制性产能过剩形成机理进行研究.运用动态模型来说明内部成本外部化现象对产能过剩形成的影响,阐述内部成本外部化产生的地方政府行为动因和运用要素市场内部成本外部化的行为,最终构造出了地方政府行为—要素内部成本外部化—产能过剩的因果链条.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产能过剩的生成机理:多维视角的理论诠释

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国内投资膨胀与外资利用过度的互动以及国内外各主体消费的抑制或转型均可引发产能过剩;国际间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助推下的产业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的前移也会导致产能扩张超前;技术进步则会促进产出效率提高和规模扩大步伐的加快;而灾难和政策等非常性事件又会通过经济和心理传导诱发产能过剩的生成。产能的调节和过剩的防治应立足于多维面向,需着眼于内外并重、市场修复与政策推进兼顾。     

中国经济结构出了什么问题?

正中国的产能过剩为什么这么严重、而且久治不愈?这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产能过剩和货币超发这两大顽症,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经济无法回归到稳增长之路。产能过剩严重危害中国经济在中国,产能过剩现在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说:"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产能过剩*——基于供给侧视角的成因分析

从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视角研究产能过剩成因,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3—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中国金融抑制的背景下,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供给对企业产能扩张形成外部激励,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的概率。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严重。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方式筹集的资金也会导致企业的产能利用效率下降和产能过剩严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行业性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去产能”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产能过剩问题研究

本文结合"投资潮涌"理论,指出技术水平落后的基本国情与产能过剩屡禁不止的现状之间存在联系。在产能过剩的形成阶段,技术水平落后会影响市场的投资决策,引发和加剧重复建设,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在产能过剩的治理阶段,技术水平落后会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产品出口,主要表现在因为技术水平低下形成落后产能淘汰障碍和产品"走出去"障碍,两者都会减缓过剩产能释放的过程,形成大量闲置产能。基于此,笔者提出从技术进步视角研究产能过剩问题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     

企业家出身造成了产能过剩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多年来,产能过剩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与现有文献多从宏观产业政策层面研究上述问题有所不同,本文选取企业家公共部门出身这一微观视角,运用政治关联理论,就企业家出身造成我国企业产能过剩的微观机理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证解释。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本文的基准回归表明,为获取政治关联所带来的非市场回报,在其他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对于出身公共部门的企业家而言,其所在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平均偏高139%,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的边际概率则平均偏高53%。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与宏观产业政策相比,企业家公共部门出身对于产能过剩的影响效应具有更高的经济显著性,而过度投资则是其中的重要影响途径。运用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数据,同源性误差检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主要实证 发现。为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将政策重心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性政策,通过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厘清政府与市场二者的边界,避免企业家依靠政治关联对政府资源的“俘获”。只有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企业家的创新潜能才能得到充分释放,并从微观机理上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