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三区论”与王铭铭的“三圈说”的比照分析

在已经开展的国内外费孝通研究中鲜有涉及对费孝通学士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的再考察与再分析,王铭铭所做的相关研究亦是其中的一例。他于近年来提出“三圈说”来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并对自己的“三圈说”以及“中间圈”进行了诸多的历史追溯与谱系建构工作,但遗憾的是,他却并未注意到费孝通在1933年的《亲迎婚俗之研究》一文,而这篇学士论文却恰恰已在具体经验研究的层面对王铭铭通过“三圈说”而主张和提倡的反思、对话与提升工作进行了实践。本文则是通过对费孝通的“三区论”与王铭铭的“三圈说”的比照分析,试图指出费孝通这篇学士论文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以期学界对此篇论文采取重视的态度,认真研读和学习。     

作为自省之学的中国人类学——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学问及方法

费孝通和柳田国男分别开拓了各自对本土社会的独特研究。费孝通以“乡土”为对象,以“同情”来自省的学问,宗旨是通过对本土社会的理解来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与举措。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乃是由乡土的人们在乡土、地方或农村搜集资料,以比较之法认识乡土,最终的目的则是认识整个日本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乡土研究是“自我反思”的学问,这也正是费孝通与柳田国男学术思想的共同之处。两位先生都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采取了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可以说这正好体现了近代亚洲知识分子的学问特点以及他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     

费孝通:中国乡镇企业的鼻祖

1995年以来,中国的新闻媒体两次介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他是中国乡镇企业的鼻祖。新闻媒体给费孝通先生戴上“中国乡镇企业鼻祖”的桂冠,并不是对费老的过誉,因为费孝通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提出发展乡镇企业,他的卓识远见,已经被世人所公认。费孝通老先生何以有如此卓识?这应追溯他远大的志向和坚持实践的可贵精神。 志向远大 预见卓识 费孝通先生1915年出生在我国江苏省,他年轻时就胸怀壮志,外出求学,     

论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及其再改革的理论思路

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对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进行再改革，以利于农村资源有效配置和规模经营。这种改革，就是在坚持家庭承包制不变的基础上，再建立一种促使土地相对集中的制度，克服承包制固化了分散经营与兼业等模式的缺陷，使承包制扬长避短。具体改革路径是国家通过对承包地转让收入低于经营收入的差额进行补偿，鼓励农民进行大规模的承包地有偿转让，以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     

“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

《昆厂劳工》是魁阁时期费孝通指导史国衡完成的一部工厂民族志。本文试图以费孝通对《昆厂劳工》的讨论为入手点,考察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劳工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劳工问题在其关于中国现代转型与结构变迁的整体思考脉络中的位置。本文认为,“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构成了费孝通理解劳工问题的核心线索：在费孝通那里,劳工问题的重要性,是在“乡土中国”中旧有的农工互补的经济和伦理格局瓦解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而劳工问题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理论挑战,则在于如何在“机器时代”的工厂组织中重建社会团结的微观基础。     

胡适与国家认同

在中国从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胡适也处在这样的状况中。对于胡适而言，古典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始终是他要表达忠诚和倾慕的对象。但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与政治上正在建构之中的现代“中国”之间，胡适的国家认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紊乱。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胡适一直是尊重和自豪的。但对于建构中的现代“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由于没有坐实在他所理想的宪政民主平台上，因此他的认同态度是复杂的：对于20世纪中国建构的两个政党国家而言，胡适均不太认同，但对两者的具体认同态度又有明显差异。而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与认同差别的体认上，胡适确定了自己国家认同的典范形式——宪政民主国家，并期待中国的国家建构能够落定在这样的国家平台上。     

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

改革30年来,在不断完善家庭承包制小农户经济的过程中,资本和部门化的资本下多,成为联结小农户和大市场的中介。这给日益紧迫的农民合作化带来了重大影响：专业合作社往往容易发展成“大农吃小农”的合作社,单纯靠规范合作社治理结构还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本文的任务是,立足30年来在不断市场化背景下家庭承包制的演变逻辑和农业政策的发展,揭示这一特有的合作社发展面貌背后的各方力量结构和相互作用原理,提出以加强国家介入、发展多层次综合合作体系为目标的农民合作化的新道路。论述中,也对当前把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户经济组织化的主导形式的思想和做法提出质疑。     

社会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一位西方的汉学人类学家阅读费孝通“中西对立”观念的惊讶与问题

本文对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关于中西文化对比的论述进行了评价,肯定了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研究、人类学研究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作者修正了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比,提出随着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在广泛而极大地增长,新的差序格局已演变为包括邻里、朋友与家庭之间的信任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同时也扩展成为进行生意往来和形成政治联盟的方式。作者继而提出以社会自我主义为结构特点的乡土中国在转型期间如何确立平等的权利观念,以及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对于个体主义的要求等问题。     

土地制度、科技进步与农业增长——以1952—2005年黑龙江垦区农业生产为例

国内外一些文献用全国数据分析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果,认为这一制度极大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但本文用黑龙江垦区数据对家庭承包制进行研究发现,家庭承包制虽然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其对规模经营、分工协作和统一服务的破坏也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如果后者的效果显著,家庭联产承包制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就会减弱。本文的计量分析还证实了科技进步、种植结构调整对于农业生产力促进效果明显。因此,中国农业发展应注意规模化、产业化和科技进步的作用。     

关于农村家庭经济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各地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家庭承包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经营。与此同时,理论界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对以统分结合为特征的农村家庭经营这一经营形式以及诸如家庭经营的概念、性质、形成的原因以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 一、关于家庭经济的概念 有的同志认为家庭经济“是自留地,副业经济     

兵团农业双层经营的委托——代理机制与效应分析

兵团的使命和组织结构特征，造就了兵团农业的集约化双层经营模式，这与我国农村现行的家庭承包制有着明显的区别。文章以兵团现行农地制度安排为切入点，探讨团场集约化经营组织内部“统”、“分”行为主体双方的委托一代理关系、机制及效应，并得出三条基本认识。     

简析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改造与利用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以德治国”的今天，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其作进一步分析和认识，弃糟取精，批判继承。本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孝”、“悌”、“贞”、“三从四道”、“五伦”及家训家范、顺从等基本内容作了简析，对其改造利用作了进一步阐发，这对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明和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具有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理论思考

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实施以确权颁证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产权改革,并且维持这一土地关系"长久不变",是破解"三农难题"在重点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变迁,而固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则是推行这一土地关系"长久不变"的逻辑前提。家庭承包制在财产权结构上对不同成员权的包容性,决定了以新增人口来持续调整土地这一绝对平均主义的伪公平性。固化成员权不仅是建立排他性农民家庭土地财产权的基础,而且还需要在固化成员权过程中充分表达农民主体意志,实行用手投票的公共选择,完善村级治理机制。     

关于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思考——访著名经济学家艾丰

从 2 0世纪 80年代初 ,费孝通先生开始倡议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 ,到 1 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加快小城镇建设作为一项“大战略” ,加快小城镇建设便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件重大事情 ,它表明我国经济工作从“重量”到“重质”又进入了重视“载体”的阶段。但无论是理论认识还是工作实际 ,都仍然存在一些争议和误区 ,倘不理清 ,势必会对小城镇未来的发展产生制约。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艾丰对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作过深入研究。他对“三农”问题和城镇化问题更是有独到的见解。早在 1 982年他就专访了费孝通先生 ,并写了《小城镇大问题》的报道 ,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1 998年夏天他又专门就小城镇和城镇化问题写了题为《一个牵动全局的结合部》书面建议。不久前 ,我们就备受瞩目的小城镇和城镇化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试论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业的战略意义

1.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业是坚持家庭承包制农业正确发展方向的需要 我国的农业,主要是家庭承包制农业.我国家庭承包制农业的正确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呢?探索我国家庭承包制农业的正确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四个基点: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探究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党的文献上第一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要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一概念,我们必须对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的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进行简单的梳理。为此,论述了费孝通＂文化自觉＂提出的背景、＂文化自觉＂概念的内涵、＂文化自觉＂实现的路径以及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当代价值,通过这一论述,我们可以对文化自觉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     

"新温州模式"内涵的新诠释--基于企业内部化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

现在所说的“温州模式”有传统“温州模式”和“新温州模式”之分。传统“温州模式”是相对于“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两种农村经济模式而言，指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其形容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赵伟称其为一种“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杜润生认为温州经济是一种自发、     

论加快国有企业文化的转型

国有企业文化转型应该政治型、行政型文化转向经济型、经营型文化,从依赖型文化转向自主型文化,从群体型文化转向群体与个体并重型文化,是国有企业文化转型的基本方向,国有企业文化转型在深层次上是一种人性模式的转型,印从原来那种“伦理人”、“单位人”的人性模式转向“经济人”、“能力人”、“社会人”的人性模式。     

在深化改革实践中丰富发展家庭承包制理论

实践与改革是无止境的，家庭承包制理论的发展是无穷尽的。邓小平在总结农民群众创造性经验基础上。把家庭承包制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江泽民在深化农村改革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家庭承包制理论。即家庭承包经营既适应于传统农业，也适应于现代农业；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途径；稳定家庭承包经营，既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也是稳定农村社会的根本性措施。     

试论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与改革的目标和途径

<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中心的我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突破了长期以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局面。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在继续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对我国农业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系统地改革,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