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利用这一机遇促进企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命题。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从作用条件来看，高管风险偏好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生产中低质量产品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土地市场扭曲如何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策略在促进各地区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势必会给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深刻影响。本文综合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城市土地交易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配置存在明显的工业偏向性,进而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被低估,产生工业用地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扭曲问题。这种反向扭曲可通过抑制技术进步、阻碍产业结构高级化、弱化集聚经济效应等机制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土地市场扭曲不利于一般贸易企业与混合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但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抑制作用由东到西依次递增。土地市场扭曲不利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集体企业及民营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目前企业创新变革的关键突破点,必然会对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会计信息可比性提升,且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市场竞争在二者的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抑制供应链集中度、降低战略差异度,进而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在较低的高管股权激励、非“四大”审计、高新技术企业中效果更显著。本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信息披露方面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规范数字科技战略下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产业升级——基于“人”和“地”要素的分析

文章在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以2006—2020年全国地级市为样本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进行评价,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方法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市的产业升级,但西部地区除外；（2）机制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提供了支持,围绕城镇化关键要素的人力资本配置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对此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中介效应显著,且受到人力资本配置的强化影响,该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的趋势不明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突出的“规模偏向”特征,由此产生的“虹吸效应”挤压了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依托城镇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空间。文章结论为发现中国转型阶段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提供了依据,并为新趋势下由产业升级的空间失衡和城镇化“功能鸿沟”可能造成的区域差距扩大给予了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质量提升:基于创新技术特征的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有重要影响,然而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前向专利引证体现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技术特征,为打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影响的“黑箱”提供新视角。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效率以及采取专业化分工的渠道,提升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同时,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以及行业集中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质量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制造业数字化、数字贸易壁垒与出口企业影响力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制造业数字化总体上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但其提升机制随企业的出口产品性质而有所不同。对于同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其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从而获得价格优势；对于异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和产品定价，从而扩大质量优势。数字化推动企业调整其产品布局，生产更多异质化产品。(2)数字化与数字贸易壁垒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限制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提升的结构性因素，行业数字化水平越高，数字贸易壁垒对企业市场势力的抑制效应就越强，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冰山成本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3)从市场结构看，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存续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扩大了高盈利能力企业的市场份额，促进了低竞争力企业的有效退出，推动制造业市场整合和集中，但并没有改善出口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本文对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破解出口企业的“低加成率”难题具有启发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行业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检验显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两种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据此，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全面推进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实施差别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相关建议，以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人工智能应用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探讨人工智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对于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培育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详细分析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且国内超大规模市场进一步强化了人工智能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该结论在考虑极端值、控制遗漏变量、考虑国际市场和内生性等问题之后依然显著成立。人工智能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及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调节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增加企业使用中间品种类等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存在于各类分样本中,且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对其影响的强化作用显著存在于内销导向型企业及各类劳动密集度的企业中。研究结果有助于充分认识人工智能应用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为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引导制造业智能化、推动各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关系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是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企业长期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重短期轻长期”现象具有“纠偏”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升高管决策效率两条路径来抑制企业短视化投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偏好的既定关系在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另外，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企业长期投资规模提升，能够赋能企业价值增长。     

技术进步路径转变下的出口产品质量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优化与制造业服务化视角的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技术进步路径由技术引进转变至自主创新是否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产品质量升级。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技术进步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引力模型,利用企业层面的海关工企数据与产品层面的UN Comtrade数据,实证考察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单纯的技术引进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并不显著,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自主创新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途径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企业所有制、行业要素密集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出口目的国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区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2)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4)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来自上市公司数字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