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善行义举”带来了持续的业绩回报吗？——基于捐赠动机带来的资源差异检验

企业积极捐赠不仅能有效发挥第三次分配重要作用,还能对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以2008年至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企业捐赠对其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1）企业捐赠与企业盈余持续性显著正相关,即当企业参与捐赠并且捐赠越多时,能增加政府补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企业创新水平和稳定客户关系,为企业带来政治资源、资金资源、创新资源和客户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盈余持续性。（2）出于不同动机的捐赠行为虽均能为企业带来资源,但仍有所差异,与利己动机的捐赠相比,利他动机或战略动机的捐赠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获取各种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盈余持续性。（3）异质性分析发现,从资源禀赋角度看,处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的企业捐赠对盈余持续性的提升效果更好；从资源依赖角度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捐赠对盈余持续性的提升效果也更好。研究结论有利于企业从资源获取视角明晰不同捐赠动机所带来的资源差异,激发企业参与社会资源与财富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民营企业为例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外部的政府行为两个角度出发来考察广东省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对273份有效问卷的实证分析,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与企业现金流的多寡没有显著关系,但企业形象、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企业规模大小、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民营企业是否进行慈善捐赠有显著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应结合其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开展战略性慈善捐赠,这是关乎其健康持续成长的重要要素。     

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是税收征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事件,已有文献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在企业层面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有成果分析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在进行平行趋势、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更换被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原因,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促进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和企业享受比例,从而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拓展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在2014年之后的年份,税收征管数字化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的效应更为显著。建议深入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慈善捐赠的规范和引导,同时注重发挥税收大数据“以数治税”优势,促进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及时精准地匹配到每一户适用企业,助力企业更好实施慈善捐赠。     

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基于消费者视角

利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社会认同和消费者购买行为理论,实证检验了企业捐赠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捐赠行为对销售增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与产品非直接接触消费者的企业相比,产品直接接触消费者企业的捐赠行为与销售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     

CEO个人特质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研究视角及未来展望

企业投资行为会受到决策者认知与行为偏差的影响。作为公司投资决策的制定者,CEO的个人特质会直接影响其做出的各项投资决策。随着行为金融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基于CEO个人特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文章就该领域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对CEO人口特征、治理特征、心理特征视角下企业投资行为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述评,并据此对CEO个人特质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的前沿性问题进行了理性展望和分析,希望能为进一步打开CEO投资决策的黑箱有所贡献。     

“善有善报”的社会催化剂——媒体报道在慈善捐赠提升企业绩效中的作用

慈善捐赠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而其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促进企业绩效增长;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吸引媒体关注,由此带来的正面报道增加则可以通过聚焦效应和放大效应强化声誉机制的作用。对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结果显示：实施慈善捐赠行为和增加捐赠力度均有助于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提升,其中媒体报道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存在“慈善捐赠增加—媒体报道增多—企业绩效增长”的传导路径;得益于“光环效应”和“明星效应”,盈利能力较强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更大的绩效提升效应;得益于信息传播及资源配置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更大的绩效提升效应;企业的正面和中性新闻、原创新闻增加有利于绩效增长,而负面新闻、转载新闻的影响不显著,报刊和网络媒体新闻增加均有利于企业绩效增长。因此,应营造良好的捐赠制度环境,并通过市场化改革以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协同高质量发展增强媒体的催化剂作用,使企业在通过慈善捐赠回馈社会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媒体报道与公司高管薪酬

本文以2007年～2010年4年中福布斯中国上市公司CEO薪酬排行榜为样本,收集了次年关于这些CEO薪酬的所有新闻报道,并对这些报道与上市公司CEO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企业规模、CEO前一年的薪酬和所在企业是否为金融企业这些因素与媒体是否决定对该CEO的薪酬进行报道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然而,我们并没有发现媒体报道会对降低高管薪酬有着显著的影响。     

分析师关注度及其职业声誉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度及其职业声誉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捐赠行为。在进一步引入证券分析师声誉变量后,发现明星分析师关注更能提高企业的捐赠水平。上述研究结论为企业捐赠的外部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表明证券分析师已成为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力量。     

企业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来自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使用2014-2018年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中的同群效应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捐赠还是捐赠规模,企业慈善捐赠活动均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更易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     

公益性捐赠税制环境之浅见

一、改善公益性捐赠税制环境的必要性 税法之所以将捐赠货物作为视同销售处理并对其在所得税税前扣除加以限制,可能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在捐赠动机的判定上,较难准确地判断捐赠行为的真实性。捐赠行为有可能是一种变相的销售行为,甚至可以演变成转移财产的一种避税手段。因此税法规定了限制措施,这是出于反避税的考虑。二是我国增值税采用购进扣税法,捐赠货物时如果不视同销售,将会使扣税链条断裂,增加下游企业的增值税负担,同时加大了政府管理增值税的难度。三是对捐出货物部分的进项税额进行不当抵扣容易侵蚀增值税税基。四是捐赠支出与企业收入不配比,不符合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税前扣除条件。     

公司的慈善性捐赠:“烧钱”,还是“吸钱”?

基于2008-2014年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数据,研究了公司的慈善性行为是否得到证券投资基金的认可,同时考虑了企业的产权性质和公司的治理水平的差异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的慈善性捐赠行为会导致基金的增持,而该效应在民营企业显著,而且公司的慈善性捐赠行为能够增加公司未来的业绩,进一步发现基金的持股行为能够增强该效应,并发现只有在代理成本较低组,公司慈善捐赠对公司的未来业绩的影响更加明显。企业产权制度差异和企业的自身公司治理水平也是影响公司的慈善性捐赠及其经济后果的重要因素。因而需要营造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企业自身也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规范企业的决策和运行程序。     

慈善竞争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决策分化

本文将慈善竞争概念引入到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分析中，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为一个参照其他企业捐赠的结果，并在这一慈善竞争框架中检验企业慈善竞争预期与非合规风险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结论表明：为资源而捐赠确实是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动机之一，但慈善竞争并不必然导致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持续提高，捐赠激进策略仅仅对慈善竞争乐观预期者才成立，而对慈善竞争悲观预期者与潜在慈善竞争的失败者，企业更倾向于降低慈善捐赠水平从而表现为捐赠消极，同时在不同的慈善竞争预期约束下，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将分化为激进中的稳健、激进中的激进以及消极后的更消极，而非合规风险暴露也会刺激企业通过增加企业慈善捐赠进行危机公关，其与慈善竞争共同决定了企业慈善捐赠决策，但非合规风险的影响仅对捐赠消极决策者成立，且上述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及指标敏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一定程度证实企业间慈善竞争的存在性，有助于政府审慎、科学地引导与管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     

房地产企业CEO过度自信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探讨我国房地产行业A股上市公司CEO过度自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房地产行业过度自信CEO所在企业的绩效差于非过度自信CEO所在企业的绩效;房地产行业CEO过度自信程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并据此提出建立新的契约机制和完善独立董事机制的建议。     

企业捐赠行为的税务处理

企业捐赠行为时有发生,因其业务特殊、相关规定比较复杂,对会计人员来说捐赠行为的税务处理成为一个难点.应综合各种情况做好有关捐赠行为的税务处理.     

CEO教育背景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

高学历水平通常意味着拥有更扎实的专业素养以及更理性的行为,而在愈发重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中,作为核心管理者的首席执行官(CEO),其教育背景是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重要联系?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CEO教育背景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高学历CEO能稳健地提升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CEO学历水平有效提升了CEO能力,从而促进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提升,而CEO能力所隐含的声誉也是重要机制之一。分项检验结果显示,高学历CEO主要提高了内部环境、控制活动及信息与沟通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代理问题成本高、规模小的企业,高学历CEO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CEO个人特征的经济后果研究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为经理人的治理作用增添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声誉、慈善捐赠与消费者反应

以实验问卷法,探讨在慈善捐赠额度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声誉是否影响消费者对捐赠企业的反应(包括对捐赠企业的评价、动机归因与购买意向),以及消费者对企业捐赠动机的归因是否影响他们对企业的评价与购买意向.研究表明:企业声誉显著影响消费者对捐赠企业的反应,声誉好的企业所获得的评价、动机归因与购买意向都显著地比声誉差的企业更好.而消费者对企业捐赠动机的积极归因显著提升他们对企业的评价以及增强他们的购买意愿.该研究暗示企业应该通过持续的社会责任行动来提升其声誉.     

控制权转移、资产重组与CEO更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运用变化模型,选用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企业绩效衡量指标,选取2000年至2008年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242家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控制权转移、资产重组以及首席执行官(CEO)更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权转移后公司绩效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还有恶化的倾向;资产重组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而CEO变更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单纯的控制权转移及随后的CEO更换并不能改善企业的绩效,而只有通过资产重组改变资产质量和发挥资产的协同效应,才能改善企业绩效。     

高管超额薪酬、地域治理环境差异与企业慈善捐赠

通过考察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检验慈善捐赠的动机发现:国有企业管理层超额薪酬与慈善捐赠意愿、慈善捐赠金额和水平呈正相关;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管理层超额薪酬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说明,我国国有企业利用“工具性”慈善捐赠转移公众对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缺陷的关注.     

中国企业社会公益捐赠之理念嬗变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企业正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公益事业中的重要力量之一。与国外企业相比，我国的企业对社会公益捐赠表现得不够热心。要了解并改变中国企业的捐赠行为，必须先了解中国企业的捐赠理念。中国企业的捐赠理念渊源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并深受经济运行体制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观的影响。     

真假CEO

CEO 全称为 chief executiveofficer,意为首席执行官。CEO 的盛行始于80年代的美国,其主要职能是监督落实董事会通过的各项经营决策。在 CEO 之下,还有 COO(首席运营官)、CTO(首席技术官)、CFO(首席财务官)等等。这些称谓逐渐成为国际上惯用的对企业高层人员的称谓。CEO在我国最早出现在一些网络企业中,在那里,CEO 往往是自封的,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