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流动人口创业——来自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实现流动人口高质量就业和收入增长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根据双向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流动人口创业,这种抑制作用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加了流动人口的“非创业”就业收入,缩小了流动人口“创业”与“非创业”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检验发现,城市文化多样性可能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从而强化其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阻碍作用。这表明,以普惠发展做大经济蛋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创业的支持作用、扩大流动人口“非创业”增收渠道,还要促进城市内部融合以降低文化排斥的消极影响。     

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文章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可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3）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中部、西部区域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东部区域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加强数字金融建设力度,充分发挥其普惠属性,推动农村地区消费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6个省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就业水平提高,但存在城乡、企业和区域异质性。城乡视角比较,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就业水平的影响更大;企业视角比较,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私营企业就业水平,且对小微私营企业的影响比大中私营企业更显著;区域视角比较,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省份就业影响更显著,而中西部则不明显。基于此,政府部门应加大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普及力度、加快完善数字化征信系统、持续布局数字新基建,以此缩小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就业的异质性,提升整体居民就业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微观企业创新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科技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主要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及企业异质性差异，通过以创新程度较高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且发挥促进作用的主要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第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第三，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差异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这种正向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小规模企业中比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就地区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与东北地区最不显著。据此,应通过打造产业金融基础服务平台、构建高效金融审慎监管机制、完善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等举措,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与增收渠道产生深远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农民收入的溢出、扩散效应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来源的影响途径与作用效果各不相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提升,但无法推动资产性收入的提高.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来间接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吸纳农民实现稳定就业,提升中心城市对其周边地区农民增收的涓滴效应,并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来促进农民资产性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工作中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文章利用2011—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在考虑内生性情况下结果仍然成立;(2)门槛效应模型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而减小,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大;(3)地区异质性研究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东部,最小的为西部,但差异并不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减贫效应的边际贡献要远高于东部地区。文章从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尤其是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贫困群体的金融素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成为促进涉农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涉农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涉农企业创新，在发展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维度上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以及成长期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围绕如何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在于其促进机会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匹配数据,从城乡差异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更大,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发现,激发农村居民创业是数字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微或劳动密集型创业.本文的结果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性"特征,即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创业活动,农村居民均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可得性能够为各行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进而增强整体创新活跃度。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索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活跃度具有一定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创新活跃度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创新活跃度提升的影响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类型创新活跃度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能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活跃度、开放创新活跃度、活动创新活跃度,但无法提高制度创新活跃度;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创新产出水平、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间接方式,提高创新活跃度。有鉴于此,需出台叠加支持政策,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强金融科技赋能,精准提升创新能力;开展区域协同合作,促进产业创新集聚。     

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和分位数模型的再检验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编制的包含城乡多种主体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不能精准反映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户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效应需要再检验。为了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真实效应,基于微观机制分析,文章在借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编制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针对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测度了农户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运用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结果发现：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的增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并非单一的线性作用,而是呈现出准倒“U”型;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增收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创业水平吗?——基于省际数据和产业结构异质性的分析

运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省级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不同区域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异质性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差异化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不同区域来看,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各个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够比较显著地提升创业水平.从产业结构异质性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创业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支持作用;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提升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其对创业水平的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

<正>本文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出发,选取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利用固定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城镇化两大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通过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加速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分析,运用SD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各省区市内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外省区市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却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维度、环境维度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企业具有虹吸效应,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科技创新水平及转型潜力造成负面影响。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且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作用效果依次递减,而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负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28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突破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困境的关键。既有研究极少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且绿色创新效率测算尚存缺陷。采用MinDS模型解决前沿面上投影点选择不合理的问题,测度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并利用2011—2018年的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空间相关性视角就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虽然对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有虹吸效应;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双门槛效应,且不同等级城市存在异质性。因此,中国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发展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并制定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激发绿色创新活力,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新型城镇化、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

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可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新型城镇化对高分位、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新型城镇化可通过缓解一级数字鸿沟及二级数字鸿沟,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门槛效应检验证实,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新型城镇化的单重门槛效应以及数字鸿沟的双重门槛效应。据此,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完善农村数字新基建布局、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的建议,以期为助力共同富裕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研究

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辨别二者耦合发展的演化规律与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的障碍因子。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显著上升态势,但各省份间耦合协调水平存在异质性;多数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处于磨合状态,整体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环境生态化、数字化程度、社会现代化、环境生态化等障碍因子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影响作用较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