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

文章以2012—2021年我国40家A股上市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企业高管同普通员工间薪酬差距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财务结构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金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正相关，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企业财务结构在二者间发挥了中介效应中的遮掩效应，即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虽然会直接提升风险承担，但也会通过企业财务结构间接地降低风险承担。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风险承担具有非线性影响，超过一定阈值后，薪酬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反而会降低风险承担；此外，员工整体薪酬水平对于内部薪酬差距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深化了对于金融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认识，为金融企业风险管控提供了新思路，为有关部门出台金融“限薪令”等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经验研究

基于数字金融和中国工业企业与污染的合并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第二,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与沿海地区,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数字金融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金融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完善数字金融发展体系,推动数字金融转型升级;二是实行地区差异化的数字金融扶持政策;三是创新数字金融服务模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四是加强数字金融的监管力度;五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脱虚向实"

企业"脱虚向实"是指企业将更多资本从非生产性领域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降低.文章以数字金融发展为背景,采用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弱化企业预防性动机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传统金融结构性错配的弱势样本中;与短期金融资产相比,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随着金融监管的规范及力度的增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凸显.文章研究表明,除了传统金融因素外,数字金融同样影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新三板制造业企业数据

选取2011—2020年新三板制造业企业数据和对应城市的数字金融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中小企业降低财务风险；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企业利息负担和财务杠杆两种渠道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财务风险；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民营、非劳动密集型、东部地区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更加显著，且“十三五”期间数字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更大。因此提出利用数字技术继续推进数字金融建设、加快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东西部企业协同联动、实现共同发展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成为促进涉农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涉农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涉农企业创新，在发展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维度上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以及成长期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围绕如何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对加强金融企业财务风险内部控制的探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家逐渐加大了对金融企业财务风险内部控制工作的重视程度,使之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目前我国很多金融企业对财务风险内部控制的认识还比较浅显,迅速加强金融企业财务风险内部控制工作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本文旨在针对我国金融企业所面临的财务风险进行探究,对风险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几点加强措施,希望可以推动我国金融企业的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各种数字金融创新模式的发展进程不同,加之数字金融具有高杠杆、涉及面广等特点,由此面临技术风险、系统风险等诸多潜在风险。文章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金融和互联网技术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越来越突出,高水平的互联网技术设施会促进数字金融普惠性的提升,数字金融基于互联网技术设施可以更好地拓展交易边界,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进一步研究表明,健康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又可以促进数字金融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设施水平的再次提高。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碳绩效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结合的创新产物，对于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碳绩效提升；与大规模、非制造业企业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规模、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碳绩效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夯实数字金融基础体系，加速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强化低碳技术创新支持力度，释放技术创新减排效应；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提升企业碳绩效水平。     

数字金融助推中小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难点分析

文章通过研究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发挥监督约束作用来助推中小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在研究中发现了数字金融助推中小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面临着数字技术发展、区域数字鸿沟、缺乏人才支撑、应用风险和缺乏长期战略规划等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因地制宜实施数字化发展战略、重视数字复合人才的建设、建立行之有效的数字金融监管机制和完善有关法规和政策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文章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等角度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中国的中、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居民消费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地区明显强于城镇地区。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建设;重点强化数据治理和风险监管,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环境;引导数字普惠金融绿色发展,促进中国居民绿色消费。     

数字金融是否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170家商业银行的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18年中国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数字金融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数字金融通过影响银行收入结构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数字金融-收入结构-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银行竞争度提高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但对数字金融与银行被动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无效;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力度加大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的风险约束有效。该成果可为防控中国银行业信贷风险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排斥还是融合?

企业绿色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能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更进一步,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驱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其影响在高管不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不具备高新技术认证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审计费用

以2011—2021年中国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初期会增加商业银行的审计费用,当数字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金融科技增强带来的审计费用下降效应会超过因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提升的审计费用上升效应,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审计费用,说明数字金融与审计费用之间呈先扬后抑的倒U形关系。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作用于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导致审计风险与成本变动,最终影响审计费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审计主体来自国内四大审计事务所时,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非线性作用增强;审计客体是上市银行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商业银行时,数字技术能更有效地对审计费用产生非线性效应;商业银行在市场化程度和法律水平较高、数字金融监管较严的地区时,数字金融与审计费用的倒U形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从审计费用角度丰富了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研究,为商业银行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决策提供参考。     

论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与防范对策

企业财务风险的出现是企业生产、管理、经营等相关制度出现问题在财会工作上的总反应,企业的财务风险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企业的发展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对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进行控制和研究。针对目前企业的状况,认真分析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并重点在对其防范与控制的措施方面作详尽的阐述,以期对读者有所启示。     

数字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提升——基于中国地级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广泛的经济效应,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十分显著。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提升,经过内生性分析、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剔除特殊样本的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数字金融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可通过收入增长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与数字素养提升效应三种作用机制促进人力资本提升。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企业财务通则》下的企业财务风险控制

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财务风险是其中最重要的风险。从企业自身发展来看,财务风险存在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影响着整个企业的经营收益。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财务通则》对现行的企业财务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把控制财务风险提到了财务管理的首位,对企业财务管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防范和控制财务风险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课题。文章针对我国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新《企业财务通则》提出了控制财务风险的策略。     

加强财务管理与控制，防范企业财务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要完全消除风险及其影响是不现实的。财务风险是现代企业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加强企业财务控制、财务管理是防范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措施。文章从加强财务管理与控制的意义入手,分析现在企业存在的问题,归纳、总结出企业应对的对策。对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控制,防范企业财务风险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