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为缓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阐述了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从资源配置理论的视角，在现代农业“三大体系”框架下分析数字经济通过产业融合效应、资源匹配效应和技术乘数效应纠正传统农业资源配置扭曲从而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运用2011—2019年全国216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数字红利”,且优化产品、资本与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核心路径；农业高质量发展能够通过城市间内生交互与邻近城市“数字红利”外溢实现区域协调；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在地形坡度较小的城市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为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探寻数字经济背景下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从资源要素错配视角出发，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缓解土地资源错配与劳动力资源错配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亦会通过加剧资本错配抑制农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具体呈现出“西部>东北>中部>东部”的特征。由收敛模型检验结果可知，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收敛性客观存在，而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促进其区域收敛的“加速器”。     

数字经济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1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邻近、地理等三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剖析了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性；从“本地-邻地”视角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释放扩散效应、溢出效应、普惠效应，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农业高质量发展应符合我国数字经济的区域发展与布局，充分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不同水平的数字经济地区进行宏观调控，形成以技术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合理化区域研发投入差异，助推区域的农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选取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实证探析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业高质量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且该作用具有持续增强的动态规律特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分别呈现出边际递增非线性、倒“U”型以及正向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公共财政支农偏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调节作用呈“N”型特征，数字农业生产力对二者的调节效应则呈倒“U”型特征。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问题与对策

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是资源和技术密集的产业。数字经济是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以科技创新支撑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发挥数字经济的引领力量，通过数字经济对传统农业各领域、各环节的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改造，促进农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新旧动能转换，构筑覆盖全产业链、全过程的农业新形态。文章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我国农民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效应与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农民共同富裕水平,且该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农民金融素养及传统金融支农水平在其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共同富裕的支持作用更明显。因此,应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加速农村数字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鼓励数字普惠金融与“三农”融合发展,为农民共同富裕提供新动能。     

数智创新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不断深入,数智创新成为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全新动能的关键动力,然而,数智创新如何推动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故而,文章基于数字创新理论,以2016—2020年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计量模型与组态效应分析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数智技术对数字技术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数智创新可通过数据资源商业化路径、企业多元化创新路径与产业链价值创造的内驱机制,促进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且该机制会受到数智金融的非线性影响。由此,文章提出了产业链主导型、非研发创新型和数智化驱动型三个基于数智创新的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和全面拓展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了新动能。在构建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多维度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机制检验证实，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其中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较人力资本更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赋能效应呈现出“中西部>东部”的总体态势；数字经济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表现为：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就越明显。分维度估计结果表明，相较于农村现代化，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驱动力更强劲。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模型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高信息密度的新型经济形态,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作用于高质量发展。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且通过科技创新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来推动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具有非线性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因此,要培育创新主体,激发创新活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明确政府定位,凸显市场优势。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1—2020年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B-样条构建非参数分位数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呈非线性倒“U”型特征;数字经济在不同分位点上存在明显异质效应,说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不同影响模式;非国有、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在高分位点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最大,且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其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因此,一方面制造企业应积极主动地学习和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提升内部协同化和智能化水平,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政府应持续优化制度环境,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度释放数据要素潜能。     

数字农业对于乡村振兴的促进机理研究——以华南农业大学“水稻智慧直播”为例

新兴信息技术驱动的数字农业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已成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以华南农业大学基于北斗卫星系统的“水稻智慧直播”为典型案例，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赋能农业生产体系使其数字化、智能化程度加深，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和农业竞争力；通过赋能农业经营体系推动耕地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经营过程的现代化和专业化，推动三大产业全链条专业化融合；通过赋能农业产业体系使其更具商业化和品牌化，创新产业发展形态，进而激发农业科技新动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通过案例分析后所形成的理论框架，本文解析了数字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促进机理，并提出了一系列优化建议：加快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技术与第一产业深度融合；加强全领域制度资源的整合力度，构建数字技术服务长效机制；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合作机制，推动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效能。     

省域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倒逼和驱动数字经济新动能释放。在梳理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机理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运用障碍度模型与面板Tobit模型诊断2个系统的障碍因子,探析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总体上均呈现动态增长态势,且皆由最初“沿海高,中西部低”差异分布转变为“中间高,南北两端低”差异分布。(2)2011—2019年,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协调度整体上渐趋优化,但与优质协调差距较大,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东中西+T字形’→‘南北两端+T字形’→‘南北两端+中间地带+T字形’”的演化过程。(3)大多省域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前3位指标层障碍因子相同,中西部地区及中间地带、南北两端准则层障碍度排序为数字化创新>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基础,东部地区和“T字形”地带为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创新>数字化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交通可达性、对外开放度、...     

数字技术应用与政府创新的双向互构——基于浙江省“三张清单”数字化改革的分析

数字技术应用是政府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动力。在技术与组织关系维度，已有研究或基于“技术决定论”主张数字技术对科层组织的激进影响，或基于“科层规制论”强调科层惯性对数字技术效应的制约。浙江省“三张清单”数字化改革的案例显示，数字技术应用与科层组织形态之间呈现动态的双向互构关系。数字技术应用通过对政府需求、流程规范、权力关系的三重嵌入，在赋能政府的同时引发其内部运行的调适难题，政府因而寻求体制机制创新予以应对，形成“由横到纵”的政府平台化与“调适性协同”的协作矩阵两种新型组织形态。同时，政府组织形态变迁也对数字技术应用产生反作用，体现为对技术深度应用环境与动力的重构。这一研究发现为理解数字时代技术与组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数字经济对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选取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特征;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三种渠道促进绿色能源效率提升;门槛效应发现只有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门槛效应,当超越门槛值时对绿色能源效率的负向影响开始凸显。由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化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建议要着重提升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挥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进而提升全国绿色能源效率水平,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排斥还是融合?

企业绿色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能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更进一步,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驱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其影响在高管不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不具备高新技术认证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中国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及动态演进预测

伴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与全面渗透，创新的范式由此发生了转变，数字创新的出现为重塑当前创新发展经济体系、深化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与契机。本文从协同理论视角，在理论上探究了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理，进一步地运用2013—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构建“数字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双系统耦合协调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及动态演进。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匹配度决定经济发展质量，中国绝大多数省份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联系密切，二者间存在较高的匹配度；第二，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融合度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中国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多处于中度或轻度失调状态，地区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期失调的根本原因在于数字创新长期滞后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中国各地区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结合空间区位视角发现，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存在“以邻为善”与“以邻为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演进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为全面掌握各地区数...     

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是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结合2002—2020年我国数字企业上市公司年报与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基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为正，且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交易成本节约、市场规模扩张以及数字化升级机制的发挥驱动数字企业创新。第三，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以及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小规模数字企业、非国有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更为显著；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因此，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数字平台，对接东道国数字标准与规则，切实把握全球数字市场机遇，合理布局数字企业“走出去”，以实现数字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数字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政策建议

数字技术与农业的加速融合是推动我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本文分析了我国数字农业发展的意义、我国数字农业的基础和优势,研究了当前我国数字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支持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建设大数据系统、组建数字农业创新中心、提高小农户的参与程度和强化政策创新研究等方面提供了参考建议。     

数据财政加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据已经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本文讨论了数字中国背景下中央地方协同推进数据财政体系建设,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与路径。推进数据财政体系建设关键在于以数据财政制度设计引领数据资源有效汇聚和有序开放为基石,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轮驱动为战略抓手,以新型数字化人才队伍、创新载体和新“两化”协同发展为主要支撑。同时需要央地协同,加快建立健全数据收储制度、数据激励政策、数据返还制度,推进政务数据资产评估与授权运营。释放政府侧建设需求和数据场景,引育并举打造数字产业化企业,构建主体汇聚、活力高效的数据要素产业生态体系,激活数字经济新动力。此外,需要多管齐下,建设本地化数字产业队伍,打造数据要素产业创新载体,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释放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