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人类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中国尤其得益于互联网革命,使得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评估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首先,基于分样本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对于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最后,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借助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文章在阐述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上，选取2014—2020年中国1651个县域数据，运用不同的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改善均显著提高了农业产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两个渠道，间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能促进山区县、高城镇化水平县和低金融发展水平县的农业经济增长。为此，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条件合理发展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经济发展。     

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本文以互联网金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对金融稳定的冲击。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一方面通过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提升金融系统基本功能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互联网金融也会通过创新对宏观经济带来新的风险。因此,监管机构应明确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性质,依据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市场中行使的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监管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省17个地市的实证分析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产生的数字普惠金融越来越成为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选取2011—2020年山东省所辖17个地市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根据GDP水平、人口密度等指标将山东省划为A、B两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山东省各地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的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越显著。     

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农村互联网加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这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其次，互联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性，互联网对西部地区和青年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和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家庭收入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通过考察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仅会促进更多居民进行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而且会提升已进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家庭的投资比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以及东部地区家庭。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刺激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数字金融创新、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增加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引导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提升家庭财富水平。     

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数字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产业金融与数字技术在产业上的紧密结合,使产业数字金融成为新的风口和下一片蓝海,是当前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方向和新动能,因此,发展产业数字金融对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创新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产业数字金融会利用自身的强大优势极大降低金融服务风险,解决困扰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瓶颈问题,使中小微企业最大限度获得普惠金融服务,实现产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升级和创新应用。如何加快产业数字金融发展的步伐,解决发展中的痛点,更精准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更好地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和快速发展,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数字金融与技术进步能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立足于我国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索数字金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数字金融-技术进步-区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即数字金融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提高数字金融服务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水平均能显著提升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数字金融助推中小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难点分析

文章通过研究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发挥监督约束作用来助推中小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在研究中发现了数字金融助推中小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面临着数字技术发展、区域数字鸿沟、缺乏人才支撑、应用风险和缺乏长期战略规划等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因地制宜实施数字化发展战略、重视数字复合人才的建设、建立行之有效的数字金融监管机制和完善有关法规和政策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包容性增长

文章使用双向固定效应、系统GMM、中介效应和门槛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及其子维度的提升,创业活跃度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边际贡献。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传统金融服务密度高和电子商务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有益影响更加凸显。文章对深入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行机理以及提升其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边际贡献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本文聚焦数字经济对我国城乡流动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消费、就业、金融信贷等方面的影响,为数字减贫赋能共同富裕提供最新证据。本文全面梳理我国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数字化进程,特别关注流动人口的数字化需求以及新冠疫情冲击对数字化进程的影响;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促进流动人口脱贫减贫的具体途径;重点研究农村人口,特别是女性农户、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对于数字金融服务尤其是互联网银行涉农贷款的需求,探讨涉农贷款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响应。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契合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要求,通过稳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利用数字资源可以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及策略选择

文章基于互联网与数字普惠金融两个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以2013—201 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测度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对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可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但在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应促进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协同发展区域数字经济。从供给侧入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及时关注和研判潜在风险，为促进居民消费赋能。     

数字金融是否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170家商业银行的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18年中国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数字金融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数字金融通过影响银行收入结构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数字金融-收入结构-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银行竞争度提高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但对数字金融与银行被动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无效;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力度加大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的风险约束有效。该成果可为防控中国银行业信贷风险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实现金融“普”与“惠”的互动发展——基于数字普惠金融降低成本的视角

普惠金融面临着“惠”与“普”难以实现互动发展的困境，制约其高质量发展。本文系统分析普惠金融本质，探究“惠”推动“普”实现互动发展的关键，厘清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机理。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以“惠”为根本推动“普”，“普”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作用促进“惠”，实现互动发展；“薄利多销”为其盈利模式。实现互动发展的关键在于降低普惠金融产品的平均成本；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机理为依托数字平台网络效应、数据信息非竞争性以及数字技术去中心化分别降低获客成本、风控成本和交易成本。然而，数字普惠金融仍存在服务边界。最后，提出搭建“三角平台”运行载体，做实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设施保障。     

数字渗透、金融普惠与家庭财富增长

数字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形态之一,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财富增长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家庭总体财富规模的增长,运用工具变量的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房产净值;数字普惠金融在货币基金和电子支付方面的使用深度能够增加家庭财富规模;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家庭及中西部家庭的财富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提升——基于中国地级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广泛的经济效应,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十分显著。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提升,经过内生性分析、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剔除特殊样本的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数字金融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可通过收入增长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与数字素养提升效应三种作用机制促进人力资本提升。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及其影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通信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数字金融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如何测度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现状和普惠程度一直是一个难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团队合作编制了一套"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缺乏数字金融测度的窘迫.目前该指数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应用,本文对常见的数字普惠金融测度,特别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后者应用中值得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以与家庭、企业、传统金融市场以及区域经济活动等各类数据进行匹配,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但在应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时,也需要高度关注该指数存在的固有缺陷和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内生性、影响机制讨论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流动人口创业——来自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实现流动人口高质量就业和收入增长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根据双向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流动人口创业,这种抑制作用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加了流动人口的“非创业”就业收入,缩小了流动人口“创业”与“非创业”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检验发现,城市文化多样性可能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从而强化其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阻碍作用。这表明,以普惠发展做大经济蛋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创业的支持作用、扩大流动人口“非创业”增收渠道,还要促进城市内部融合以降低文化排斥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