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对比

本文构建传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率、渗透性和可持续性四大维度展开,选取了12个指标加以综合评价,结合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出全国各省份的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本文构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影响更大;但从区域层面来看,传统普惠金融对三线以上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数字普惠金融更大;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传统普惠金融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中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精准性,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助力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28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突破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困境的关键。既有研究极少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且绿色创新效率测算尚存缺陷。采用MinDS模型解决前沿面上投影点选择不合理的问题,测度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并利用2011—2018年的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空间相关性视角就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虽然对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有虹吸效应;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双门槛效应,且不同等级城市存在异质性。因此,中国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发展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并制定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激发绿色创新活力,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

选取2005—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系统GMM、门槛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包括经济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均等、绿色发展平衡在内的子维度均有正向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融合发展可推动共同富裕发展,且存在创新要素流动的门槛效应。另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二者融合对不同地区精神共同富裕和物质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规律。据此,提出激发数字普惠金融新活力、构筑创新要素流动新格局、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局面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是伴随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一同推进的,我国农业的发展在创造产值奇迹的同时也伴随着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现象。因此,学者们呼吁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机制有一个更全面和整体的认识。文章旨在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全面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全面的文献回顾,总结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文章利用2011—2019年数字金融普惠指数和分指数对数字金融普惠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数字金融包容性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了确保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文章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和异质性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自身绿色创新,政府等主体也需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

创新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涵盖的技术与数据等都离不开知识资源的供给。知识产权试点政策作为引导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政策,是保护知识财产的重要举措。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2个城市的数据,运用多期政策效应估计方法 （CSDID）,探究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随着试点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政策效应逐步提高;对于不同批次确立的试点城市,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可以通过吸引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提高本地区技术吸纳量这两条途径来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强度大或数字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知识产权试点政策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要扩大知识产权试点规模,完善细化试点制度措施,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并加强数智政府建设,以实现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目标。     

财政支农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推动农村农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以财政支农支出为代表的政府财政措施和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工具在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财政支农支出在东、中、西部地区都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东部地区作用效果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在东、中部地区作用效果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可得性能够为各行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进而增强整体创新活跃度。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索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活跃度具有一定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创新活跃度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创新活跃度提升的影响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类型创新活跃度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能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活跃度、开放创新活跃度、活动创新活跃度,但无法提高制度创新活跃度;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创新产出水平、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间接方式,提高创新活跃度。有鉴于此,需出台叠加支持政策,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强金融科技赋能,精准提升创新能力;开展区域协同合作,促进产业创新集聚。     

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分析,运用SD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各省区市内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外省区市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却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维度、环境维度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企业具有虹吸效应,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科技创新水平及转型潜力造成负面影响。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且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作用效果依次递减,而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负向作用。     

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从空间关联视角,并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就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升了本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同时,也正影响相邻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另外,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并充分考虑外溢效应、推动数字金融普惠制及促进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融合发展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282个城市数据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文章借助2011-2018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考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存在瓶颈.比较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程度不同.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可为加强区域现代化建设、实现创新驱动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吗

基于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7年的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且这种作用因城市地理区位、行政级别和初始创新水平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城市、重点城市和初始创新水平较低城市的创新能力,但对东部城市、一般城市和初始创新水平较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地区信贷资源配置状况改善和居民消费数量增加及消费质量提高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微观企业创新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科技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主要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及企业异质性差异,通过以创新程度较高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且发挥促进作用的主要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第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第三,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差异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这种正向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小规模企业中比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数据缺失,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基于空间异质性假设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影响效果及其分维度、分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区域创新能力和数字普惠金融均呈现出空间正相关性;进一步实证发现,增加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确实可以强化本区域创新能力,但对邻近区域创新能力会产生抑制或冲击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结论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显著成立,其中在西部地区该“虹吸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分维度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均能有效促进本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此外,基于非线性假设建立的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随着自身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数据,使用门槛模型,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角度,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发现：除数字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不成立外,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和各维度在不同的水平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同,并且更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高经济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发现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