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创新驱动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9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促进创新驱动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在创新驱动水平较低地区抑制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在创新驱动水平较高地区则呈现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在不同创新驱动水平地区，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均呈现积极作用，但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因此，应构建包容性价值链、发挥创新驱动主引擎作用、深化投入产出要素供给，以期切实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     

技术创新对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驱动作用——来自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的证据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提升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2002-2016年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实证分析创新要素对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揭示技术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基础创新、产品创新和创新绩效对于提升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产品创新的贡献最为显著，基础创新和创新绩效都有明显贡献，政府支持有待加强，企业家精神亟待培育；技术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中介效应因创新要素而异，基础创新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创新绩效主要通过提高产业效率和增加产业效益，产品创新则通过产业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效益增加来提升价值链地位。     

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垂直专业化分工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1998～2015年省级层面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有效地提升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在金融危机后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减弱了。垂直专业化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劳动生产率机制实现,但垂直专业化的研发效应较弱,通过研发投入机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较为有限。此外,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绩效较好企业的影响效果更显著,而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差异不明显。因此,为提高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适度考虑地区企业的特征因素,以充分发挥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FDI溢出、出口导向效应与创新效率——基于我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1999—2007)

本文运用我国高技术产业1999-2007年13个三位码行业数据,从FDI溢出及出口拉动效应两方面度量了FDI对该产业整体创新水平以及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不同影响机制,认为高技术产业近年来外资的进入及其出口导向的特征客观上促进了该行业整体创新效率的提高,但溢出效应主要局限在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内资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所作的投入对其吸收FDI及其出口正向溢出效应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运用两阶段网络DEA模型测度中国省际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建立Tobit回归模型分析国内技术转移、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3种技术转移方式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国内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国外技术引进会阻碍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国外技术引进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互补效应,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国内技术转移具有显著替代效应。从价值链视角分析不同技术转移方式作用差异的深层原因,并为促进各种技术转移方式协同互补提出建议。     

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及效应分析

基于2009—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从定量角度分析高技术产业相对转移规模和转移特征，并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产业转移能否提升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通过何种路径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总体呈现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并在局部地区存在梯度转移特征，不同子行业转移和集聚趋势存在显著差异；产业转移能显著提升承接地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产业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各行业产业转入对纯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显著，说明产业转移主要通过纯技术效率促进承接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重大疫情冲击下我国家具产业出口恢复力提升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我国家具产业具有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特征,对国外市场依赖性高.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中国家具产业出口造成较大冲击,主要体现在:冲击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降低全球物流效率,抑制家具贸易往来;中小家具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与此同时,重大疫情也促进了市场采购和消费模式转型,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家具出口迎来了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新机遇.面对疫情冲击,应果断采取措施提升家具产业的出口恢复力,具体包括:以数字贸易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广泛国际合作拓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以技术创新培育高端要素资源;以生产智能化推动企业集群升级;以强有力的扶持措施助力全球价值链升级.     

海归技术溢出、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海归技术溢出、产业集聚与东道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HHI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别考察了海归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集聚影响及海归技术溢出与产业集聚的互动对中国产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海归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地理集聚具有积极影响,海归技术溢出与产业集聚的互动促进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该效应在不同集聚度行业和不同技术层次行业差异显著,其在高技术行业和高集聚度行业中的效应最为显著。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与外资溢出影响分析

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先导产业,我国高技术产业外资占比较大,不同细分行业中外资溢出存在差异,不同溢出途径对其影响不同。利用2004-2009年中国高技术行业数据,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实证研究高技术行业内外资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考察外资技术进步对内资的影响,并根据外资溢出途径采用灰关联法进行关联排序。     

全球生产网络下产业领导力影响了知识溢出吗

全球生产网络为知识溢出提供了新渠道。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不同产业集团所处地位具有非对称性，而这种非对称性或者产业领导力是否对知识溢出产生影响缺乏理论分析和验证。鉴于此，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造核心产业领导力衡量指标，探讨核心产业领导力对知识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产业领导力对知识溢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现为具有领导力的核心产业通过价值链参与形式，将创新研发成果输送至非核心产业区；(2)地理距离加权的核心产业领导力对非核心产业区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作用机制是地理距离通过制度距离弱化核心产业领导力对非核心产业区的知识溢出效应；(3)基于产业非对称条件下的知识溢出效应，不同属性产业以及不同区域间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研究不仅从产业领导力角度对全球生产网络分工条件下的知识溢出研究提出了新认识，而且为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关键阶段如何通过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推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包容性发展，作出更多中国贡献提供了重要政策建议。     

本土技术转移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并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本土技术转移对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土技术转移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国外技术引进对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FDI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外溢效应;本土技术转移与国外技术引进存在互补效应,促进本土技术转移将有助于增强国外技术溢出效应。本土技术转移与FDI存在替代效应,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与外资溢出影响分析——基于数据包络与灰关联分析方法

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先导产业,我国高技术产业外资占比较大,不同细分行业中外资溢出存在差异,不同溢出途径对其影响不同.利用2004-2009年中国高技术行业数据,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实证研究高技术行业内外资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考察外资技术进步对内资的影响,并根据外资溢出途径采用灰关联法进行关联排序.     

剥离环境因素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综合测度研究

由于未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运用传统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研究,容易引起评价结果误差。采用二者相结合的三阶段DEA模型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与分析,能够保证评价结果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规模效率不足是限制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另外,市场开放度能够显著正向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而政府资助、地区经济发展和地区竞争不利于创新效率提升。最后,对投入要素与技术效率进行聚类分析,将我国内地28个省市划分为4种创新类型,并〖JP〗提出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政策建议。     

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研究——一个理论框架

系统识别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厘清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有针对性地制定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策略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文献编码分析方法,对中国知网中检索到的2000-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相关文献进行编码与提炼,构建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综合研究框架。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创新要素质量、产业组织因素、产业集聚水平、产业开放程度、产业创新导向、技术因素和环境因素;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错综复杂,共同影响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水平。最后,提出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相关策略。     

不同投入来源制造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系统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源自国内的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源自国外的制造业数字化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国内数字化投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此,建议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和障碍,加强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产业数字化来源的影响,充分发挥源自国内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国际数字产业资源的依赖,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研发双循环溢出、价值链攀升与制造业技术跃迁——来自2008—2020年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技术跃迁不仅取决于研发双循环溢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利用2008—2020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估计研发双循环溢出与价值链攀升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效应,结果表明,随着智能资本全面介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新需求持续迭代导致的供需低适配性使得研发双循环溢出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正向效应不显著。进一步纳入价值链攀升后发现,以“锯齿型引领”为特征的研发双循环溢出能够降低中国制造业断链、断供风险,并通过溢出赋能推动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提升,促进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对制造业技术跃迁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经贸摩擦及其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发了对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担忧。利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微观数据和1999—2019年行业层面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的企业出口升级,且对沿海地区企业、中小微型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促进作用。基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通过鼓励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还可以通过下游产业关联显著促进本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对于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及高、低市场集中度行业均是如此。但对于高市场集中度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上游产业关联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低市场集中度行业的影响则与之相反。     

外资进入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吗?——来自中国282个地级市金融发展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金融发展视角探讨外资进入是否导致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在分析金融发展约束下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融资效率、风险投资和价值发现渠道制约外资技术溢出,外资进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特别是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外资进入显著地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考虑内生性和动态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文章还发现,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金融发展仍未达到外资进入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最优水平。研究结论可对于“十四五”规划期间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