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负债、金融稳定与明斯基周期*

我国是否逼近“明斯基时刻”成为当前经济关注的热点。本文首次基于明斯基周期核心理论“金融不稳定假说”，构建投资负债系统模型，应用面板VAR模型，从公司层面实证研究我国经济是否存在明斯基周期。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主体负债率在经济扩张期呈现显著的逆周期性，负债对投资的负向影响在经济扩张期表现最为显著，上述两点结论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的核心观点相冲突，说明根植于西方自由金融市场土壤的明斯基周期理论并不适用于我国。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当前阶段也存在“金融拖拽效应”，在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中要进一步明确去杠杆的重要性。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问题解读

在信息不对称性和金融市场不完善条件下,金融体系自身具有顺周期变化的特点。金融加速器机制、《巴塞尔协议》的资本约束监管机制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的行为都会导致信贷供给更为严重的顺周期性,并放大经济冲击、影响宏观政策的效果。而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进一步加重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因此,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值得梳理和借鉴。     

“明斯基时刻”之考辨

最近这场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明斯基时刻”作为标语在金融媒体、时事评论和学术出版物当中广泛传播。对该术语考辨后发现,源自后人发明的“明斯基时刻”尽管具有“危机拐点”和“危机过程或阶段”这两种不同含义,但它们却均是对明斯基思想的贬低乃至歪曲。该标语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简化以及曲解为单纯的“时刻”、“时段”、“融资分类法”或“非理性疯狂”,结果是,每个时期的金融危机,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冠之以“明斯基时刻”,而该假说所描述的动态机理却被忽视了。明斯基为我们所做出的最为重要且鼓舞人心的贡献在于“明斯基动态”,即他对现代金融化经济变得如此不稳定的内生动态机制的理解,而这种洞见如今却依然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饱受忽视甚至压制。     

中国金融70年:简要历程、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探索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设时期、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成就主要表现为：有效推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立了符合国情的制度较为完善、机制较为灵活、门类较为齐全、结构较为合理、功能较为充分和监管较为有效的金融体系；切实防范化解了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包括：坚持以推进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维护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原则，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和坚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峰谷相关分析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周期和信贷增长周期进行划分;使用普通线性回归模型和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模型研究了信贷投放、通货膨胀在利率变化、经济增长周期处于上行阶段、人民币升值等不同时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使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信贷投放分别通过投资渠道和消费渠道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率。实证结果表明,信贷增长周期对于经济增长周期存在一定的顺周期性,信贷的投放效果存在非对称性,即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信贷在温和通胀和人民币贬值时期对于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消费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债券融资变迁:金融脱媒视角

改革以来，债券市场在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重要性不断上升，成为引致金融脱媒的重要载体。债券市场在中国引发的金融脱媒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是因为企业债市场一度受到“隐性担保”等因素约束，政府及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商业银行均不愿其得到发展。2005年以来，在金融管制日益放松的背景下，中国的商业银行意外地成为推动并参与企业债市场的重要主体，进而演变出一个与债券市场相伴生的银—企“双赢”格局。     

政府制定经济目标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

预期往往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以中国政府“两会”报告中提到的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引导社会预期的重要导向,观察这个经济计划对实际经济的影响。笔者发现,政府增长目标基于 过去的实现增长,同时又显著影响本年实现增长。这个结果对全国“两会”效应和地方“两会”效应都存在。这意味着政府设定目标有可能起到了推动经济波动的结果。整体上说,近年相对稳定的经济 增长目标显著降低了经济波动的可能性。本文检验发现,政府目标对实际增长的影响主要是政府的政策发挥作用,但预期效应不明显。一些政策意见在本文的结尾被提出讨论。     

资本要求、“多而不倒” 救助与系统性风险

本文从银行之间资产回报相关性的角度研究系统性风险，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存在“多而不倒”救助时资本要求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以11个国家（地区）2006-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定条件下“多而不倒”救助是监管者的最优选择，然而当存在这种“事后”最优政策时，资本要求的提高可能会通过影响银行“事前”投资决策的方式扩大银行之间的系统相关性，提高系统性风险隐患。这一效应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中国的资本监管改革应注意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相协调。     

金融体系效率与地方政府债务的联动影响——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双重分析视角

本文创新性地利用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配置效率对金融体系效率予以定量刻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以探究金融体系效率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体系效率下降会推高金融系统自身的融资成本并造成金融资源错配,导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而地方政府债务增加,反过来又会加剧金融系统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从而金融体系效率与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紧密的循环关联性,并且两者交织合力导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反事实分析显示,由金融运行低效率导致的经济下行,单纯依靠"债务驱动"发展的治理模式是不可行的。福利分析表明,金融体系效率下降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福利水平下降。据此,本文认为应加强金融与财政协同改革,破除问题背后的制度性根源,以市场化为导向提升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配置效率,并进一步推进优化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晋升体系等一系列综合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才是打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与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关联困境的关键所在。     

企业微观波动及其对宏观政策的含义*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测度了中国企业的微观波动现状，讨论了企业微观波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研究发现：（1）金融危机后企业微观波动（不能通过宏观、行业或企业特征所解释的企业层面的波动）显著增加；（2）企业收入、利润和就业波动的程度和趋势有所不同，就业波动相对平稳；（3）从企业波动对宏观政策的含义看，微观波动可能加剧企业“等待-观望”，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更大的短期效应，更小的真实效果。     

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

20世纪末以来，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南北关系，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世界格局的演进。客观上，中美分别作为产业资本第一大国和金融资本第一大国，其大国关系的实质乃中国对美“双重输出”：中国向美国输出廉价工业品和对美输出资本投资；美国向中国输出低成本资金和服务。双方因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形成战略上紧密的经济互补关系。但这一关系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中美“相向转型”--中国向金融资本经济升级，美国向实体产业回调--而渐进向互斥竞争转化。处于对立矛盾却难以对抗的中国客观上只能对内依次转嫁“输入型危机”所引发的制度成本，近期需要借生态文明和城乡统筹转向国家综合安全战略调整，使这种危机借助乡土社会实现软着陆。     

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能力指数,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以及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抑制贫困的发生,且城镇地区相较农村地区更明显。（2）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既存在“抑制效应”,也存在“偏离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3）经中介效应模型计算可知,在“抑制效应”下,金融能力可以通过改善金融决策来缓解居民贫困状况。具体而言,在三种不同的贫困状况衡量方式下,金融决策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542%,2296%和2160%。     

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论“互联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但对其“分配效应”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没有研究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收入份额。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分析企业使用信息技术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更高，并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变量、样本和模型设定都十分稳健。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在内资企业、内销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表现更加明显。对影响机制的讨论表明，使用信息技术在提高企业增加值的同时，更大幅度地提高了平均劳动报酬，从而导致初次分配更加偏向劳动。本文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而且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转换成本视角下互联网企业的创新竞争策略

在转换成本和网络效应存在下互联网产业通过产品创新活动争夺市场份额。某些“创新”的主要目的为排除竞争。互联网产业一个典型的发展过程是：企业依靠外部融资支撑的策略性创新，降低消费者向其产品转换的成本，争夺市场份额，并在投资约束的限制下走向合并，最终抬高了市场集中度。特别的，转换成本的存在让企业有动力通过事前控制转换成本的创新，争夺事后的市场势力，并且“收割”事后锁定的用户。     

内涵服务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升：出口增加值视角*

作为重要的中间品，服务投入已经成为影响制造业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基于出口增加值视角，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并考察了内涵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1）尽管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中内涵服务总额处于增长态势，但占比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下降，且大大低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要素投入服务化趋势还没有充分显现；（2）内涵服务占比上升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高，且主要是通过内涵本国服务发挥作用；（3）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中间产品内涵服务和来源于OECD国家的内涵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内涵服务占比较低是“中国制造”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重要原因。未来需要加快国内服务业改革开放和高端服务“引进来”，为制造业向中高端攀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数据，针对股市上典型的“有限参与”现象，考察了教育背景在两个维度上对家庭股市参与概率的影响。通过Logit回归，本文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及拥有专业背景的家庭，参与股市概率越大。进一步运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对专业背景的作用进行估计，本文发现：在家庭股票投资决策中，成员经管背景作用的大小与显著性受所在家庭整体教育水平的约束。主事者的决策地位随家庭整体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而受到削弱，而家庭成员对金融知识的掌握也可能会因自身学历在家中占优与否相应地被高估或低估。基于研究结论与现实，笔者认为，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家庭共同决策的氛围更浓，一方面，学历更高与投资知识更专业的成员可能并不在金融参与决策上起支配作用，但另一方面，家庭也会因为某些成员的教育背景做出轻率的投资决定。针对教育背景伴随的欠理性投资行为以及完成“有限参与”向“积极参与”的转变，本文也提供了一些建议与意见。     

农地确权、信任转换与农村金融 的新古典发展*

兼具资本、不动产和商品三种属性的土地，可以作为陌生人社会中的声誉载体。它可以被商业银行接受为抵押品并用于控制借款者的违约风险。土地确权也可以因此促进农村金融的现代化发展。本文理论模型及其实证分析表明：土地确权可以从广度、交易环境、深度和宽度四个方面，促进农村金融的内生发展。本文研究还发现：土地确权不仅提高了制度信任在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中的重要性，还降低了商业银行对人际信任和社会资本的过度依赖。通过促进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模式转换，土地确权有利于农村金融的新古典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