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公共物品视角看农民国民待遇的缺失与改善

农村公共物品是农民国民待遇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政府的理性偏好诱发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失衡,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民国民待遇缺失。科学有效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改善和落实农民国民待遇,关键在于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加大公共财政支持保障力度,切实做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筹资和监管方面的制度安排。     

政府诱导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研究

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供给机制市场化是我国未来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革的方向.文章秉承这一基本思路,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为研究对象,在初步考察了我国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安排及绩效的基础上,提出转轨体制背景下应构建一种"政府诱导、市民参与、第三方介入"的"公导民办"的以"民营化"配置理念为核心的"政府诱导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新制度,分析了政府诱导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选择依据、供给范围、运行模式、制度安排等基本内容框架.     

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协同供给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构建取决于公共治理价值取向、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现状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三个方面。基于公共治理价值取向转变视角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变迁、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现状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分析,构建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协同供给模式有其必要性。在界定此种模式概念及探索其构建必要性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多个方面探讨了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协同供给模式构建途径。     

多中心视角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直接影响公共物品的总量和配置状态.单一化的垂直供给模式不能有效缓解当前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问题.而多中心的供给模式将有效缓解农村公共物品数量短缺问题,而且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主体对公共物品的特殊需求.因此,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上有必要引入多元供给主体,形成水平协调的供给模式.     

政府供给农村公共物品及其行为选择

农村公共物品存在多元生体供给的趋势,但由于政府责任,市场失灵和"三农"的弱势等因素,决定了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应承担主要责任.政府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得以实现,中央政府供给纯公共物品,地方政府供给准公共物品.为发挥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应有的作用,政府应立足效率导向,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以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的面板数据

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高低是政府有效配置公共资源、优化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制定合理的公共物品投资目标的决策依据。研究利用2000—2009年陕西省10市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陕西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进行了测度,并且对影响陕西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外生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影响地区效率差异的因素主要有人均GDP、人口规模、财政分权度、公共物品供给政策等。     

我国公共物品低效供给的表现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群众的私人物品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的同时,公共物品供给短缺和低效的局面却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公共物品的高成本与非均衡供给、反公共物品现象及派生外在性问题是我国公共物品低效供给的主要表现.提高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必须推动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多元化供给格局的构建,逐步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并让公众切实地参与到公共物品的生产与提供过程中来.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投资情况及区域分布

中国农村能否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本文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村级公共物品投资状况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包括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规模、分布、资金来源及其投资目的等。研究表明，农村村一级组织和农民自己负担了他们公共物品投资的很大一部分。上级政府的公共物品投资策略有助于统筹区域发展，降低区域差异。针对目前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和融资的特点，在农村税费和农业税减免等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保障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持续增长，是各级政府应当予以特别关注的新问题。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政府组织与社会协作——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从历史与现状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均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为突破困境，我国必须重塑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政府组织、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新型地方公共经济模式。     

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忽略了农民的真实需要，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结构失调现象。为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应完善农村公共物品的公共决策机制，农村公共物品的决策应当建立在农民自身积极参与的基础之上，应根据农民的真实偏好，采取“自下而上”的公共政策决策方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