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社员信任行为实证分析——基于鲁陕两省672名苹果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查

信任不仅是合作行为赖以发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合作关系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对合作社而言,是否拥有较高的社员信任度直接决定了未来能否实现持久且稳定的发展。本文基于鲁陕两省672位社员调查数据就社员对合作社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总体不高,且情感信任低于认知信任;社员对合作社信任度高低主要是受合作社治理特征影响,其中互惠交易和组织声誉对社员认知信任具有明显提升功能,行为监督对社员情感信任存在显著抑制效应,信息沟通和管理参与对不同维度的社员信任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社员特征和组织结构特征等若干因素中,文化程度、入社年限、种植面积和社员规模对社员信任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绩效的思考

合作社基本目标是应对市场风险,基于共同利益合作的异质社员之间信任关系强度及形成的组织合力与所处的市场情境决定着合作社组织绩效,其中信任关系强度对于组织绩效具有指数式的影响效应。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社会资本逻辑——以安徽J县惠民专业合作社为例

本文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社会资本逻辑。研究认为,合作社网络有助于信息传递,降低信息不对称,并且在社员的社会互动作用下,合作社网络所孕育的信任关系、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提高了社员间的合作动机,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发生作用,从而保障了社员资金互助的合作稳定性。依托合作社开展资金互助试点,其理论逻辑在于发挥合作社社会资本的功能,但考虑到社会资本的作用边界,在试点中,要控制合作社社员规模,充分动员和利用社员的"地缘、亲缘和业缘"关系,以提高合作社先赋性社会资本,从而最大化社会资本在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中的功效。     

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与合作社社员资金互助行为——基于一个典型案例研究

基于结构洞、强弱关系等理论,剖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社会信任与关系网络对资金互助行为的影响,探索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运行机理和绩效,提出两个理论命题:(1)社员社会信任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的前提条件与基础,能降低信息不对称,规避风险,促进资金互助业务有序开展;(2)核心社员占据农民专业合作社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作为联结中介为普通社员搭桥,强化资金互助内部治理、扩大影响,促进资金互助业务绩效的提升。对湖南省沅陵县王家岭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业务的典型案例分析验证了以上两个理论命题。并尝试从社员社会信任和关系网络两个方面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资金互助业务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信任困境、合作机制与“资产收益扶贫”产业组织发展——一个农业龙头企业垂直解体过程中的策略与实践

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内容,"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被广泛试点。但是,龙头企业与合作社缺乏稳定的合作机制,成为困扰该模式发展的主要瓶颈。"玖兴模式资产收益扶贫"利用了三级"链式"合作机制,通过"混合"治理方式实现对产业链上机会主义的纵向治理,取得显著效果。本文以"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下的产业组织垂直解体过程为着眼点,结合信任困境的博弈分析,构建"公司+合作社+贫困户"产业组织模式下的合作机制及条件。玖兴案例的分析结果显示,"第三方参与+公司监督权"(显性契约机制)、"重复博弈+分配剩余控制权"(关系契约机制)和"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声誉"(隐性社会契约机制)是减少公司信任困境的合作机制,可以促进"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下公司与合作社的合作发展。     

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社会交换、信任困境与混合治理

本文从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双方"关系"入手,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对双方间的社会交换关系进行了分析,运用信任博弈理论探讨了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的信任行为。研究发现,在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依存关系、权威关系和竞争关系;由于资源禀赋的强异质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缺失,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信任困境。依据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间的关系交换程度,可以采用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机制,促进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电商采纳与农民合作社内部信任

电商采纳使合作社被嵌入进新资源与技术环境之中。在电商情境下,合作社电商采纳通过提升社员与合作社交易忠诚度、增多社员与合作社交易环节来增强合作社内部人际信任;通过增强社员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促进合作社推广新型农业技术来增强合作社内部技术信任;通过促进合作社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公平机制来增强合作社制度信任。人际信任、技术信任和制度信任构成了合作社稳定的信任"三角架构",建构了合作社内部信任的混合治理机制,其中,技术信任起到调节作用,其在有效促进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化的同时,既能避免人际信任浓度被过分稀释,又能保障在合作社信任结构中制度信任的演进方向。     

多元主体、庇护关系与合作社制度变迁——以府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为例

本文以府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资料为基础,着重分析了合作社发展中地方政府、企业、农村能人、普通社员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了现阶段农民合作组织与合作制度呈现出复杂现实局面的社会性、结构性因素。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企业、农村能人与普通社员等利益主体在合作社发展中通过不断的互动与博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庇护关系,构建起渐趋稳定的庇护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具有相当强的对外排斥功能,既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又不利于从根本上保护普通社员的合作权益,成为阻碍合作制度创新的结构性力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新一轮合作组织与合作制度的变迁过程中,通过使用各种政策工具,打破庇护关系网络的束缚、削弱庇护型社会结构的影响、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连接机制、重塑各个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来实现。     

农民专业合作社合约匹配及其绩效提升:既往研究与思考

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农民合作社发展快速,但仍存在社员参与积极性不够、不履行参与承诺以及合作社绩效不理想等问题。本质上,农民合作社作为一类由多个合约匹配而成的组织,是一个包括劳动合约、资本合约、产品合约、服务合约和剩余分配合约等在内的"合约束"。合理有效的合约匹配有助于吸引社员积极参与合作社、维系农民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纽带关系,并提升合作社绩效。文章通过梳理合约匹配与农民合作社绩效提升关系的文献表明,通过优化治理、改进合约匹配,可以提升农民合作社的组织绩效、社员绩效及其社会影响等。     

合作社类型、治理机制与经营绩效

治理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有效运营的关键,其完善程度影响经营绩效。本文基于中国4省(区)7个地级市221家农民合作社的访谈问卷数据,探究以合作社为纽带的产业化经营组织类型、治理机制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合约治理不仅对合作社经营绩效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还能通过促进关系治理间接提升经营绩效,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存在互补而非替代关系;不同类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关系治理水平较为相似。相较于公司从属型合作社,原生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水平较低,公司主导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程度较高。因此,合作社需要审视缔结的产业化经营组织特征,妥善运用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两类机制,提高合作社经营绩效。     

内部信任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分析

农民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但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其主要原因在于合作社内部缺乏信任,使其很难"真正"合作起来。为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与定量分析法等方法,运用SEM模型分析内部信任对合作社整体绩效的影响,探析关系信任、制度信任对合作社绩效(经济绩效、非经济绩效)的作用比例。结果表明,关系信任对合作社整体绩效的影响明显高于制度信任;制度信任对合作社经济绩效的影响大于关系信任;关系信任对合作社非经济绩效的影响大于制度信任。以上结果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及合作社管理者提出面向绩效提升的内部信任优化机制,为引导和支持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优化国家治理主体结构的路径选择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以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协调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应运而生。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以多元主体治理网络为载体、以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为导向、以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实现公共价值为目标,它弥补了传统官僚制政府治理的局限,有力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参与,由治理主体等级—权威关系转向自主—共治关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建立合作信任机制则成为网络化治理视域下优化国家治理主体结构的路径选择。     

合作社的经营规模与组织效率

营利企业的目的简单来说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企业的合理规模在于是否得到规模经济。合作社企业在组织目标上与营利企业有本质不同,是实现对社员利益增进的最大化,合作社企业的合理规模就是能使社员的利益得到最大增进的规模。由于合作社对社员的增进需要通过社员与合作社企业的业务交往来实现,因此,合作社企业所开展的社员业务,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并非都以销售或盈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合作社企业的合理规模,应当是既能够有效获得经济收益,使合作社具备持续发展能力,又不会因此影响合作社的组织目的实现这样一种规模。     

小农户参与大市场的集体行动:合作社社员承诺及其影响因素

社员承诺是合作社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较低的社员承诺直接削弱了合作社的规模经济优势,成为很多合作社失败的重要原因。本文利用山东和陕西两省672户合作社社员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合作社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社员特征、经营特征和外部环境共5类因素对社员承诺的影响。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社员承诺总体水平较低的困境,受访社员交给合作社的产品比例只有62%,其余均销售给了合作社以外的第三方。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社员承诺水平的高低主要受合作社社员规模、有无价格溢出、是否参与合作社决策、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存在资金约束、生产规模、销售经验、家庭成员有无非农就业渠道、入社时间、距合作社距离、市场公平性和所在地区的影响,而与户主年龄、合作社社员异质性、合作社是否监督社员销售行为、合作社是否与社员经常沟通信息无关。     

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行为及绩效的影响

本研究构建了合作社社会资本的概念框架,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和认知性两个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主要指合作社外部的社会关系网络,认知性社会资本包括内部社员之间、社员与管理者之间的信任,以及社员对合作社集体目标和使命的理解。进而以嘉兴、台州两地的147家农民合作社为对象,检验了社会资本对社员参与程度及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社员参与技术培训的程度受到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合作社绩效受到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     

“三位一体”:从单一合作到综合合作的制度创新——基于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发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是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合作经济的重大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从某一类型的单一合作发展为集生产、供销与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有利于全局性地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优势,在全过程合作和全要素合作两个维度上深化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合作社通过开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可以增加其与社员之间互助、互信、互惠的利益联结点,提高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合作紧密程度,进而优化组织内部收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促进农业产业链的重塑和价值链的重构。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选取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作为案例,比较分析了合作社单一合作和综合合作的内在差异和关键机制,验证了上述逻辑,所得结论对我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社会资本提升了农民合作社绩效吗?——基于三省110家种植类合作社的调研

农民合作社根植于农村地缘性的关系网络,基于网络产生的社会资本成为利益相关者走向联合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3省6县110家种植类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实证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绩效的提升均有促进作用。内部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因素对合作社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规范和关系网络因素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外部社会资本中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因素对合作社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除了组织本身对外部主体信息与资源交换的密切程度之外,理事长等管理者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人际网络资源对组织运行效率的提升也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据此提出增进利益相关者的内部信任关系、加强合作社对外关系网络建设、完善管理者的选拔培养和制度约束机制的政策建议。     

试论合作经济分配方式的性质

当前我国农村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甚猛,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旺盛的生命力来源于合作制经济的性质,又集中体现在合作经济的分配方式上。合作制经济“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的分配方式,维护了社员的经济利益,使社员在合作社中得到了切实的好处,增强了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和依赖,甘愿向合作社投入资金、劳力,并把它作为自己全部生产过程的有机组     

市场导向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制度创新——以浙江台州上盘镇西兰花合作社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县上盘镇西兰花合作社为案例 ,从制度变迁和组织运作机制等角度对合作社的产生、运作和内部各相关经济主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 ,进而在SSCP范式下分析了合作社的运作绩效。本文认为 ,促成上盘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成功运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通过有效的契约与激励机制的建立 ,合作社的产品在质量上有了严格的保证 ;二是合作社的成立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主要体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三是合作社在规模扩张与利润流分配过程中 ,坚持了市场导向的原则 ,符合合作社现阶段发展的环境约束。     

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行为特征与增收效应——基于网络组织的视角

加入合作社是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方式。基于网络组织视角，本文探讨了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行为特征，构建了家庭农场与合作社的生产、供销和信用“三位一体”协同增收机制框架，并采用2017-2019年全国层面家庭农场调查数据检验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增收效应。研究发现：具有初级内部组织结构的家庭农场通过加入合作社可以实现外部网络化；资产专用性和多元化程度更高的家庭农场入社动机更强；加入合作社有利于家庭农场总收入的提升，多元化程度更高的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增收效应更明显。在将1957年高级社规模作为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与生产合作相比，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对家庭农场的增收效应更显著。异质性分析和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表明：加入合作社的处理效应因家庭农场主在合作社中所担任职务和家庭农场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运用资产专用性理论和网络组织理论为家庭农场的外部网络化提供了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研究结论为加快引导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实现农民可持续增收与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