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体系的层级结构与城市群发展——基于城市全球竞争力、全球联系度及辐射能力的分析

中国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有必要以全球城市为坐标系考察中国城市体系结构。以全球1007个城市为总体样本,基于全球竞争力和全球联系度分析中国292个样本城市的层级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全球竞争力差异较大,大部分城市的全球联系度较低,不存在扁平化趋势;中国已经形成多中心多层级的城市体系,具有明显的四级金字塔层级结构,但大部分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较弱;大部分主要城市已经被纳入各城市群的次级城市体系中,但中心城市在各城市群中的分布不均衡,多中心城市群与单中心城市群并存,并表现出“纺锤型城”“哑铃型”和“金字塔型”三种形态的城市层级结构。城市群的发展成为中国城市体系演进的具体形态和主要推动力量,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扩散和聚集作用,以城市群内部的一体化发展和城市群间的协同发展构建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进而促进整体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同下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甄别各城市的综合承载力是推进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依据。基于协同理论建立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理论分析框架,从人口、环境、资源、经济、交通、科技6个层面建立城市综合承载力指标体系,并利用改进熵值法,对京津冀城市群内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综合承载力进行测度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内城市综合承载力整体处于中上水平,呈“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从承载力的供给与需求角度看,多数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超载现象;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制约因素和受限程度存在差异,且制约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可以从以城市综合承载力为支撑推进各级城市协调发展、加快交通一体化建设、推进产业对接合作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论中部崛起中城市群的聚集效应

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超级城市,但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独立发展的,而是城市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城市经济要向更好的发展,就必须依靠城市群的帮助,这样才能促进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本文在中部崛起的背景下,以中部地区的湖北武汉经济群为案例,分析城市群在中部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城市群的聚集效应。     

成渝城市群数字金融发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

金融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催生出具有普惠特性的数字金融,为经济高质量转型注入新活力。本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用2011—2019年成渝城市群面板数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算,并对成渝城市群内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内数字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成渝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科技创新为着力点,进一步提升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作用;同时,应明确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发展定位,提升各城市在城市群协同发展中的参与度,进一步激发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成都、重庆两中心城市更好地发挥对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     

产业集聚外部性、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和十大城市群的多地域尺度分析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通向绿色之路：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心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强,同时各城市群建设对其内部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3)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是国家级城市群建设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的两种机制。(4)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在促进本地城市绿色发展的同时,还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城市绿色发展;创业活跃度和金融集聚水平能够强化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但经济预期目标会弱化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为进一步开展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和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基于GIS的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空间聚散形态演变研究

论文在系统收集1995年—2015年京津冀13个城市经济发展数据基础上,利用熵值法测算13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在GIS技术支持下,从城市群经济空间集聚度演变、趋势面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三个层面系统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1995年—2015年经济空间聚散形态演变过程及规律。研究结果表明:20年间,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空间格局形态有从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转化过程;20年间,城市群经济空间未形成空间连绵的稳定态势,北京和天津一直是区域的"两极",呈现"孤岛"形态;石家庄有望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但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福厦城市群发展的若干问题思考

福厦城市群是我国正在形成中的十大城市群之一,但与沿海一些城市群相比,其经济水平、城市一体化进程和竞争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即核心城市规模小,综合竞争力弱;产业地区分工尚未真正形成;尚未建立有效的城市合作机制;制度创新不足,投资环境的优势正在弱化等.根据城市群发展的动力原理,要解决福厦城市群发展的问题,应加强资源整合、产业分工、城市合作和制度创新.     

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竞争和合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检验

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并行的,城市间的关系对城市自身和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选取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后的26个城市为样本,分析城市间竞争关系和合作关系对城市及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竞争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为负,合作对本地和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均产生正向影响。在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下,竞争的负溢出效应与合作的正溢出效应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意愿大于合作意愿。要更好地发挥上级政府的作用,在从整体上规划好城市群发展的同时,将“城市间合作”作为对各城市政府及官员考核的重要内容;同时,要建立有效的常态化的城市间经济合作机制,通过产业分工强化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和行为。     

长三角地区产业布局选择：多样化还是专业化

以长三角城市群41市为样本,利用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专业化、多样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专业化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且专业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产业多样化不利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且多样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U"型非线性关系。因此,城市产业发展战略需要立足自身特征,适度调整产业结构;城市产业布局需要在长三角产业共生网络寻找立足点,共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滇中城市群与北部湾城市群比较分析——基于城市流视角的城市群发展研究

对云南滇中城市群和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及其结构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发现：昆明和南宁的城市流强度在各自的区域内都是最大的,城市的外向功能明显,能带动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但昆明对其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和带动的能力比南宁更强;同时,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滇中城市群的城市发展极不平衡,而北部湾城市群则存在城市发展差距太小的问题。应根据各自特点进一步强化两城市群的城市流,促进城市群的快速、健康发展。     

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协调

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是基于共同命运、共同发展、共治共享而进行的跨行政区集体行动,需要对各方利益诉求加以协调和平衡。根据城市群环境合作的特征,按照成本分摊与收益分配相对称的准则,对环境治理中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行分担。对环境合作利益进行基本划分,形成一种共同发展与利益共享的规则与机制,促进城市间平等享有环境合作和区域发展成果。在城市群环境治理中,既要承认城市间的差异,又要促进城市间发展的平衡,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利益关系,平衡环境保护贡献地区与环境保护受益地区的利益关系。     

成渝城市群新型城市化质量测度与评价

本文从城市发展质量、城市发展效率、城乡统筹3个方面构建城市群新型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1999—2018年成渝、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四大城市群的新型城市化质量进行测算与比较。结果显示:四大城市群中,成渝城市群的新型城市化质量综合得分尤其是城市发展质量得分最低;与其他城市群类似,成渝城市群的社会发展质量和经济发展质量得分较高,生态环境发展质量得分较低;城市发展效率尤其是生态环境发展效率得分较低;城乡统筹尤其是城乡经济统筹得分较低;各城市的得分因城市规模和行政级别等不同呈现显著差异。因此,成渝城市群城市化政策的制定要客观认识城市群发展的短板所在,重视整体理念,还要因地制宜,借鉴其他城市群城市化的经验。     

产业集聚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演变规律——基于2003-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扩展了STIRPAT模型,测算出了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3年的产业集聚度、城市污染综合指数和环境规制水平,并探讨了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城市污染或减少城市污染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某个临界点,实证检验表明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呈现出“U”型演变的规律,产业集聚度的对数3.1161为拐点。基于此,提出了产业集聚生态化发展模式观点,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和城市功能分区发展模式,使得产业在集聚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但污染排放并不相应增加,从而产业集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呈现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此外,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以及优化产业结构也是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途径。     

沈阳经济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模式研究

沈阳经济区自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其区域发展对整个城市群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更加引人注目,辽宁省提出要将沈阳经济区打造为世界知名的城市群。为此,本文旨在探究当今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路径和特点,以及相应的发展模式,并分析沈阳经济区与世界知名城市群的差距,藉以提出沈阳经济区应选择的城市群发展模式。     

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状况、问题和对策

中部崛起已经写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中部崛起的关键在于中部城市群的发展。文章首先介绍了中部四大城市群的基本情况，然后分析了中部城市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协调发展的建议。     

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城市集聚度测算及其特征研究——基于21个城市的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的21个城市,使用区位商指数的方法测算了生产者服务业在我国城市中集聚的程度,并从整体层和地区层两个层面分析了生产者服务业城市集聚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生产者服务业呈现明显的城市集聚现象,但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并不均衡,具有明显的地域和资源特色。直辖市中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科研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在东部沿海城市集聚度较高,而其他城市的生产者服务业并没有形成集聚优势。因此,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不同的城市应采取不同的策略促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     

辽中南城市群新型城市化战略研究

传统城市化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缺陷显示出其难以为继,新型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辽中南城市群作为东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增长极,其新型城市化道路将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深化。通过文献法分析了新型城市化的内涵、目标、动力、特征和指标体系,探索了辽中南城市群走新型城市化之路所面临的困境,得出如下结论:辽中南城市群新型城市化之路应以中、小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为突破,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为主导,以全面提高城市化质量为最终目标。     

辽中南城市群新型城市化道路选择

辽中南城市群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发展引擎,是辽宁省经济活动最集中、最活跃的城市区域。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导致城市群内非均衡发展,加剧了两级分化,各城市累积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可见大城市推进型的城市化已经无法持续。因此辽中南城市群必须走新型城市化之路,由外延式城市化转向内涵式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