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专业化、产业多样化与城市经济增长

本文检验了产业专业化、产业多样化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增长都得益于产业专业化;产业多样化有益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的经济增长,不利于中等城市、小城市的经济增长;从全国城市的角度来看,产业专业化、产业多样化都有益于城市的经济增长。     

城市规模分布演进与经济增长

本文探讨如下问题,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如何构建合理的城市体系。我们基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对中国过去10年的城市体系演进进行了系统回顾,并运用省区动态面板数据识别了城市规模分布演进影响整个城市体系的外部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本文发现,从整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看,中国的城市体系仍未达到最优分布状态,但正逐步向其趋近。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体系主要特征为中小城市过多而大城市过少,少数大城市相对规模过大。新的(特)大城市的出现,及各大城市的共同发展,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效率。本文的发现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途径选择提供了有益见解。     

城区化：农业社会提升的机制选择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面临着极强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大城市本身困难重重、吸纳能力不强；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化的制度安排，直接导致农业身份人口却因居住地之别被挡在现代文明之外。发达国家的模式是，以大城市巨大的吸纳力，促成经济的工业化，最终解决农业人口问题。直到大城市发展出现规模不经济时。再行分裂或分散形成卫星城。然而这种模式在目前我国城市现状下基本上行不通。     

大城市郊区城市化发展趋势

大城市郊区农业的现代化，城镇体系的形成，有利的政策环境等构成大城市郊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条件。然而，大城市规模的过度膨胀，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不协调，小城镇规模的过小，环境污染等又抑制了乡村城市化的进程，这就决定了大城市郊区城市化发展的走向，必然是城镇体系的不断完善，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三集中”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宏观调控的城市化进程，会使大城市郊区城市化健康发展。     

日本大城市地区的“都市农业”

农业结构的优化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是受自然因素制约,其次受市场需求和农业生产效率等的影响,日本大城市地区农业受加入WTO的影响,农产品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产量低,高成本的农产品被逐步淘汰,而城市文化经济高度发展,人们追求食品安全,卫生,新鲜,即食品的绿色和保健功能,促进了绿色和保健农产品生产,也引发日本大城市地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依托产权市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国内外大城市正在由制造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转变，创意产业由于能为经济发展注入创新活力与文化元素，引导其向高端化升级，提升城市功能、放大经济规模，为城市人口提供多层次、多领域的就业机会而备受瞩目。     

价格因素和生活费成本对各地区城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影响

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发达区域非贸易品和食品价格偏高的原因，运用实际收入指数的方法，对我国部分经济发达省市的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作了比较。本文认为，就工薪阶层而言，中国大多数地区城镇居民实际收入的差异并不大；上海等大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偏高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偏高，食品的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差别（如租金和劳务成本）是不同城市食品价格差异的主要原因；大都市区要把控制非贸易类产品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作为调控的重点，给予低收入阶层必要的补偿。     

国外典型城市经济转型对我国城市的借鉴

城市经济转型是世界各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课题。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制造业的梯度转移、老旧工厂的关闭，以及水、土地等资源短缺日益严重，国内外许多城市遇到了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而且这已成为北京、上海、广州等我国大城市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寻求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引擎，实现城市产业升级和功能转型，是保持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关键。     

城市规模的经济学

我国城镇人口只有30％，大部分人还在农村住着。农业的产出很低，这么多人务农，是我国穷的根本原因。未来20年中至少有5亿人口要进城，此间我国的城市人口将翻番。对于这一点，大多数同志都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应该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市，两方面的意见对立得很厉害。本不打算就此发表意见。只是想讨论城市规模的合理水平应当由什么来决定，也就是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希望这一讨论会有助于从理论上廓清当前的争论。     

甘肃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结构:现状、过程及效率

甘肃城镇体系的首位城市在整个城镇体系中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城镇体系规模等级很不协调。本文通过对甘肃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结构现状的分析 ,提出了甘肃的城市发展的方针应该是 ,继续发展特大城市兰州市 ,以充分发挥整体效益。同时 ,重点改善 5～ 1 0万人口的小城市的产业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 ,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对中等城市 ,重点是扶持其从区域资源指向性产业向技术和知识创新支持性产业的结构转换 ,以提高综合经济效益。提高 5万人以下的小城市规模效率的主要措施应是增加投资和提高产出水平     

城区化:农业社会提升的机制选择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面临着极强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大城市本身困难重重、吸纳能力不强;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化的制度安排,直接导致农业身份人口却因居住地之别被挡在现代文明之外.发达国家的模式是,以大城市巨大的吸纳力,促成经济的工业化,最终解决农业人口问题.直到大城市发展出现规模不经济时,再行分裂或分散形成卫星城.然而这种模式在目前我国城市现状下基本上行不通.     

加快城市化步伐是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抉择

西部大开发需要有若干个具有较强经济活力、功能比较完善的大城市,并通过它们带动一批中小城市,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城市群。这对于西部大开发、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我国现代化事业中,农业现代化是短腿,而且是比较严重的短腿。农业现代化的短腿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滞后是紧密相关的。这种城市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滞后、不相称的情况,只要我们离开大城市几十     

经济吸引与空间经济结构——以公主岭市为例

将要素流动与集中的现象考虑至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基于引力模型，构建集聚力空间分异——优势区位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要素流动与集中在微观、宏观上的空间经济规律。得到微观上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规律为：第一阶段为粗放式发展阶段的星状、带状结构，第二阶段为内涵式发展阶段的团块状结构。将公主岭市作为典型案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公主岭市某位置的经济吸引力越大，其区位越优，越能吸引要素的集中，会带来更多的城市空间扩展。将模型进一步应用于宏观上经济带的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发现要素将沿着大城市-交通干道-小城市-支线-小城镇的次序依次集聚，要素集聚的速度和城市规模增长的速度依次递减，最终经济带内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     

上海农业与城市发展融合度研究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超越农业劳动者本身需要的劳动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它是生态、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过程综合的产物，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现代城市发展并没有远离农业，而 与农业融合的要求更强烈了。城市规模越大越现代化对生态依赖性也越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复合体。农业固有的生态功能，决定了现代大城市与农业高度融合的可能性。现代农业发展本身也在不断的自我调节中。     

农户地租契约选择的经济逻辑:预期效用抑或损失规避

随着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农户的经济决策动机逐渐从风险(成本)最低转变为收益最大。但是,地租契约的不完全性等因素,可能使农户在选择地租契约时,需要在收益(租金)的可靠性和收益最大化之间进行权衡。文章理论分析表明,农户在选择地租契约时,其经济逻辑是损失规避而非预期效用理论。进而,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2015年调查数据,通过probit、IVprobit和似无相关回归模型检验了这一理论假说。研究结果显示,租金水平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固定地租契约;消除内生性后的边际效应显示,租金提高每万元,农户选择固定租金契约的概率提高28.3%。机制分析发现,土地流转契约期限的增加会强化租金对农地转出户选择固定租金契约的影响。运用工具变量估计、交叉项和费舍尔组合检验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租金对固定地租契约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农户中相对更高;在低收入农户中,契约期限不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地租领域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与政策预期的不一致,提供了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基于此,文章提出为使农户通过地租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需要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契约治理机制等政策建议。     

城市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及制造业的关系研究——以泛长三角地区城市为例

通过计算泛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规模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位熵,对城市规模与两大产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明显优势,但制造业水平相对不高;其他规模城市制造业专业化程度高,尤其特大城市比其他规模城市具有更高制造业集聚水平,但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普遍较低。此外,2014年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规模间均有某种对应关系：制造业与城市规模之间大致呈“倒V”型分布;生产性服务业随城市规模递减而减小。     

上海与香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城市为中心的新的发展结构。哪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大城市、哪个大城市拥有足够数量的跨国公司，那么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就会获得较快的增长。城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     

国际贸易、运输成本与城市规模分布——基于中国省区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不仅存在着城市化水平的差异,还存在着城市规模分布演进趋势不一致的特点。文章率先关注到这一特点,并从城市初始规模的视角入手,探讨和检验了国际贸易和区域内城市间运输成本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基于1998-2013年中国23个省区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等面板数据,文章发现国际贸易更有利于大城市发挥其规模经济的优势,获取更强的规模增长动力,从而推动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省区内城市间的运输水平会影响国际贸易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在运输成本较高的省区,贸易开放会促使城市规模集中,而在运输成本较低的省区,贸易开放则会令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分散。在中国全面开放的背景下,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有助于运输成本较高的区域避免大城市的过度集聚,实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的规模与结构

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并不是一般的"金字塔"型分布,而呈现出"图章"型分布,并且其明显的分形特征也表明高位城市的垄断地位较强。城市首位度分析则表明,该区域前4位城市即超大城市的规模结构比较合理,但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却偏少。因此,需要从较低规模等级的城市中培育和发展出新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并使     

广东省各城市技术效率的实证分析

广东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大省,但其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经济技术效率,并通过技术效率的分解提炼出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率低下的原因。分析发现依靠技术进步以及技术创新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广东省城市相当少,并且达到DEA技术效率有效的城市集中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西部城市虽然没有都达到DEA有效,但总的来说,它们的效率值仍然比较高;东翼和北部地区的城市技术效率都相当低下,其中,东翼城市的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都比较低,而北部地区相当低的规模效率是导致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