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吸引与空间经济结构——以公主岭市为例

将要素流动与集中的现象考虑至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基于引力模型，构建集聚力空间分异——优势区位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要素流动与集中在微观、宏观上的空间经济规律。得到微观上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规律为：第一阶段为粗放式发展阶段的星状、带状结构，第二阶段为内涵式发展阶段的团块状结构。将公主岭市作为典型案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公主岭市某位置的经济吸引力越大，其区位越优，越能吸引要素的集中，会带来更多的城市空间扩展。将模型进一步应用于宏观上经济带的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发现要素将沿着大城市-交通干道-小城市-支线-小城镇的次序依次集聚，要素集聚的速度和城市规模增长的速度依次递减，最终经济带内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     

城市舒适性视角下我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研究

“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本文从城市舒适性入手，对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深化背景下，城市舒适性能有力地驱动人口和经济要素特别是高端资源与要素，城市舒适性越高越能吸引和集聚人口和经济要素，舒适性相对高的大城市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成为受益者。通过对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对认识和加快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有参考价值。     

新城规划需要关注的六大元素

城市化进程直接导致经济活动日益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带来了大城市规模的迅速膨胀,城市空间不断向四周蔓延,也因此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高、交通拥挤、住房短缺、就业困难、工业污染严重等,于是,在大城市周围发展和兴建“郊区城市”、“边缘城市”、     

积极推进冀东城市群发展加快城市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建设城市群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符合资源优化配置、集约利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发展方向。本文所指的冀东城市集群特指唐山地区以市中心区为中心的城市群，包括一个中心城市、一个副中心城市、两个中等城市、六个小城市和三十五个重点镇。加快冀东城市集群发展，对提升唐山市的核心竞争力，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上海市域人口分布优化和差别化人口政策研究

我国实行的是广域市制,超大特大城市、乃至大城市地域范围一般都比较广,小的几千平方公里,大的几万平方公里,并且其地域范围内一般都具有城区、郊区、新区、新城、市、县、小城镇、乡村等多样化的空间形态,这些多样化的空间形态,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条件差异性很大,均质性不强。随着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单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口、功能不断集聚,超大特大城市主城区的宜居性将逐步降低,城市风险将逐步提高,经济总量将难以得到有效持续增长。因此,适时地优化超大特大城市市域空间格局,将超大特大城市主城区过密的人口和功能向地域范围内的郊区、新区、新城、市、县进行疏解或扩散,特别是人口、产业、公共设施在市域范围内不同区域的均衡配置和实施城区、新城(新区)、郊区等不同区域的差别化人口政策,有助于市域范围内不同区域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有助于促进市域范围内不同区域的平衡充分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市域范围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提升,还有助于促进以超大特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有效发展。     

劳动力流动与大城市工资溢价——基于30个省会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

以劳动力流动率为切入点,选用30个省会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现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劳动力流动与工资溢价之间的空间效应。基于现有数据研究发现,近十年间中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现象依然存在;劳动力流动率对大城市工资溢价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流动拉大了大城市工资溢价,尤其是人口超过5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劳动力流动提高对工资溢价促进作用显著,人口在100-500万之间的大城市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溢价的影响并不显著。     

试论我国发展大城市的必要性——兼论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自从我国实行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现代化改革以来，城市化不断取得进展。典型的统计指标显示，迄今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然而，我国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曾陷入深刻的误区之中，片面强调小城镇的作用，严格控制大城市导致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十分滞后。要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步伐，必须使着眼于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建设，充分发挥其集聚作用于扩散作用，并不断推进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建设，从而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全面的发展。     

人口集聚、空气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探究人口集聚、空气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关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议题。选取 266 个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基点,精研人口、环境同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人口集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空气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人口集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存在空气污染的中介效应。研究逻辑框架表明,人口集聚、空气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人口集聚—空气污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解释机制。最终得出结论：人口集聚导致城市拥挤城市耗能和排放增加加重了空气污染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一定的制约。空气污染的存在削弱了人口集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要更加注意短期内人口快速集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的制约,警惕人口过度集聚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及由此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升擢城市“温度”、拓展城市“宽度”、增益城市“浓度”、聚焦城市“密度”,引导人口在区域范围内合理适度集聚,形成人口集聚合理布局,以技术创新发展方式转变和生产率提升减轻人口集聚对空气污染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推动经济可持续绿色发展。     

想像未来大都市

从超大城市到巨型城市 圣保罗、巴西利亚、墨西哥城、东京、新加坡和洛杉矶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都属于超级大城市,数百万的人口,一望无际的建筑物,人们忐忑不安地寻求新的居住空间。居住问题可能代表了新的千年最令人担忧的方面。上世纪初,城市居民为2.24亿,今天几乎达30亿,据最为可靠的预测,2025年城市人口将超过50亿。拥挤不堪的人口,使城市规划专家对大城市的未来提出了强烈的疑问。建筑师维托里奥·格雷戈蒂解释说:“谈论未来的城市并非易事,欧洲的大城市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有天壤之别。欧洲的城市有稳定性,在未来数十年内,这种稳定性还将保持下去,而非洲、南美和亚洲的大城市则以令人眩晕的超常速度发展,给城市规划留下的余地很小,从而使本已困扰大城市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比如,饮用水的供应、垃圾处理、人们居住空间越来越大而造成的交通和运输问题。”     

日本战后城市政策简析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其人口和产业也不断涌向各大城市与大城市圈。这就带来了两个消极后果:①大城市过分膨胀,交通拥挤,住房质量低下等破坏生活环境的城市问题日趋严重;②地方城市因专门人才匱乏和技术力量薄弱而发展缓慢。为了缓和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协调大城市与地方城市的发展速度,日本政府根据本国的国情,采取了一系列城市政策。     

城市集聚经济类型与人口流动

城市集聚经济包括专业化和多样化两种类型.从就业效应、收入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3方面构建城市专业化集聚经济和多样化集聚经济影响人口流动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实证考察了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发现城市专业化、多样化确实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多样化的影响大于专业化.从城市规模和区域的异质性视角来看,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样本中的回归结果与总样本完全一样.但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只有专业化变量的影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专业化、多样化在不同城市和不同区域人口流动影响的差异,能够部分解释我国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     

休斯敦产业转型对滨海新区发展的启示

休斯敦位于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州，原是“牛仔”集聚的农牧区村镇，后因石油开发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是石油城市持续繁荣的典型城市之一。休斯敦在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走过了因石油而兴、因高度依赖石油工业经济严重受挫和从单纯石油资源型城市到成为产业多元化、经济持续增长的现代化国际化新型大都市的发展历程，其成功经验对我国沿海大城市新区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住宅郊区化与大城市边缘小城镇发展—以广州市边缘南海市黄岐区为例

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时代以来,城镇化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大城市中心地价的迅速上涨、一些“城市病”现象的出现等,使得在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重要的离心现象,那就是人口和一些经济活动逐渐向郊区发展,“住宅郊区化”也就是其中一种较典型的情况。城市和其依托区域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城市和区域在经济、文化、人口、生态和空间等要素间不停地进行自组织的交流和协同活动,使得这个复杂巨系统经历了一个全是由乡村组成的混沌结构态到出现乡村城镇、城乡分离乃至城乡对立的静态有序的平衡结构状态,现在这个复杂巨系统则是处在城乡间不停地进行交流协同的动态有序的耗散结构状态。人口及经济活动的郊区化过程实质上也是城镇化的一种外延扩张过程,这个扩张过程是在城市及区域规划等指导下的有序过程。加快小城镇的发展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方针之一,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大城市边缘小城镇的发展对完善大城镇功能、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特别重大。大城市边缘小城镇有造近大城市易于接爱其辐射的区位优势,如何利用这个优势并结合自身条件,抓住机遇,促使当地经济及社会持续发展是一个较为重要且紧迫的问题。本文以广州市边缘南海市黄岐区为例,试就如何利用大城市住宅郊区化这一机遇,对大城市边缘小城镇的发展进行探讨。     

优化城镇空间战略布局选择——海南城镇发展现状、问题及应对策略

城镇是以集聚人口、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科技、金融、信息和服务为特征的地域系统,亦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人口转移聚居的必然产物,一般泛指城关镇、建制镇及集镇。它上连城市,下接乡村,融合着城市和乡村的一些基本元素,既是县域经济要素流动聚合和产业集聚成长的空间载体,又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节点。     

开创江苏城市发展新局面

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地域化趋势日益明显，新科技革命极大改变了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世界城市发展也空前迅猛，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是全球城市化将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二是城市的空间表现形态将发生革命性转变，出现集中与分散有机结合的趋势，引起城市功能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城市的生产功能逐渐削弱，流通功能、服务功能、科技功能逐渐增强，知识经济所占比例将逐渐加大。三是大都市经济地位突出，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不少国家大都市城市功能进一步优化，以大都市为核心形成的“都市圈”、“城市连绵区”基础设施完善，极大地发挥了城市聚集的功能，有力地推动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贸易、资金、信息为纽带，全球各大都市联系紧密，在其本地区和世界经济中愈显重要。四是“数字城市”将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新趋势，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五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初步形成，建设生态城市的浪潮方兴未艾，将在不断解决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矛盾中，寻求城市及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出路。     

国际大都市推动新城建设的政策及其对北京的启示

北京目前正处于加快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但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及“单中心”的空间发展格局，使得北京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交通拥堵严重、人口急剧增长、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等“大城市病”日益严重。而目前新城疏解、集聚作用较弱，难以形成与国际大都市相符的多中心空间结构体系。新时期北京提出分类推进新城建设，集中力量聚焦通州现代化国际新城建设，重点推进发展新区顺义、大兴一亦庄、昌平和房山等新城，加快建设门头沟、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生态涵养区新城。积极借鉴国际大都市在新城建设政策推动方面的经验，使新城有效地疏解中心城区城市功能并承载世界城市具备的其他功能，是今后首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加快向世界城市迈进的重要战略选择。     

亚洲面临城市化的挑战

到2020年,一半以上的亚洲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世界上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将有三分之二集中在亚洲。这是近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地区大城市管理研讨会”与会专家们的预测。 为协调解决亚洲大城市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同时为明年在土耳其召开的“联合国居住大会”做准     

我国超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角

新时代我国超大城市亟待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升级，且这一过程仍须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相比目前学术界关于超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化研究视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思想，能够提供更具本质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思路。本文即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思想基础，系统解析我国超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并将其概括为三重内涵和三重体系：一是基本内涵，即构建畅通有序、运行高效的高质量城市基本经济体系；二是生态内涵，即形成良性循环、优美宜居的高质量城市生态经济体系；三是开放内涵，即打造分层辐射、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城市开放经济体系。这从不同维度刻画和回答了何为超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为相关改革实践提供理论参照系。在此基础上，阐明要推动我国超大城市逐步趋向以上理论参照系，应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导向，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力的根本动力作用、制度创新力的直接动力作用以及新发展理念引领的关键动力作用，并协同提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理念引领”的系统合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珠海的新城建设与全域城市化

目前,新城建设和全域城市化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城市空间拓展领域的热门话题。新城的崛起,不仅促使大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而且也进一步扩展了城市化的地域表现形式。本文以珠海市新城建设的现状,以及全域城市化的意义作为出发点,探讨了珠海市新城建设和全域城市化的背景、现状及发展战略。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老龄人口集聚的影响——基于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检验

在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时期，促进人口老龄化风险由空间集聚向区域分担转变，对于提升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会加剧我国老龄人口的集聚效应；空间区域异质性表明，在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老龄人口的集聚效应更加明显。此外，对老龄人口集聚方式进行分类回归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虽然能够有效缓解城市老龄人口集聚，但是会强化老龄人口在省份维度的集聚；社会保障支出在缓解老龄人口集聚的过程中产生了逆向调节作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强化老龄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于各地区充分识别人口老龄化风险空间集聚水平、实现人口老龄化风险分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