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

随着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和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对非援助理论建构的意义日渐凸显。作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践转向的背景之下,通过综述国内外发展援助的研究文献,构建了平行经验分享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包括三个要素,即援助实践中流动的是发展中国家历经实践检验的发展经验、推动援助实践的是注重发展的技术专家以及援助实践促成的是中非发展共同体。此三要素正好回应了当前有关发展援助探讨中的知识体系、援助主体与援助影响这三个关键议题。基于上述理论框架,作者通过追溯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实践后指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对非援助的内容和方式等在不断调整,但发展经验的平行分享这一实质始终未变。这一新叙事隐含着平行关系下启发式学习的推进和非洲发展新形象的确立。这一实践转向的理论构建方式以及由此而生的发展经验平行分享理论将为新时期中国制定国际发展合作政策提供参考,也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发展知识支撑。     

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基于地理信息数据的实证考察北大核心

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西方国家塑造并长期主导着全球援助体系,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援助格局。作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以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为例,将援助项目位置与非洲民众对政府绩效评价数据进行匹配,使用“候选名单控制设计”对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包括安慰剂检验在内的多种方式确证结果有稳健性。研究表明中国援助有效提升了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同时期的西方援助对提升非洲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则无明显作用。中国援助项目可能通过推动受援国经济增长和提振民众发展信心两个渠道提升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作者揭示了中国援助如何在治国理政维度增强受援国的政府能力,进而推动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这与西方援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上乏善可陈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发现是对中国援助的“新殖民主义”叙事的有力反驳。中国未来应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体系改革。     

中国国际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包容性发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包容性发展是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增长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迅速发展,对于引领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国际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援助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沿线国家公共支出水平与居民消费效用产生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官方发展援助、一揽子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以及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且集中于“一路”国家、较低制度环境水平国家以及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拓展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的作用兼具短期与长期效应,且其短期效应高于长期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全面评价中国国际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促进双边互利共赢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增长、政治、社会与道德四大目标,呈现出战略规划性、互利共赢性、责任义务性、相知相交性、开放包容性五大特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日渐发生显著的变化,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由此,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与战略规划需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目标,满足其五大特点,从而更切实地力助向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目标迈进。对此,中国决策者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并且借鉴美日等国家有益的政策及其实践、完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制定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2016—2020年)、确定中长期的沿线国家国别援助行动计划、开展援助政策及其项目评估、推进公私伙伴关系、提出"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深化三方发展合作,以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提高援助项目的有效性与质量,从而创新对外援助模式,更好地提升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并使其成为重要支柱,努力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及其全球发展做出贡献。     

全球援助治理改革与共同体构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援助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倡导的新兴援助模式对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北南传统援助模式形成冲击，引发了全球援助治理是否需要改革之问。作者以世界体系相关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价值、制度和工具三个维度论证全球援助治理改革的必要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旨归提出一个包容性的全球援助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当前的全球援助治理在价值之维体现为传统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内化的不平等性，以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对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影响为表征；在制度之维呈现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不平衡性，即传统援助国相对于受援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制度性领导和相对于其他援助国在全球援助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工具之维表现为受援国对传统援助国的依附性，即传统援助国对发展援助知识的垄断性和内在矛盾性。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了治理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全球援助治理改革应以价值之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之维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工具之维的发展理性，实现治理结果的有效性，促进受援国实现“发达的发展”。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评析

发展问题是联合国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后期限的临近,如何制定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越来越受到世界各方的关注。从目前来看,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展喜中有忧,这对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中各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谈判尚处于预备性谈判阶段,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等主要参与方的立场已逐渐成型,未来谈判的一些基本态势已经显现。     

中国扶贫开发的回顾和展望

为纪念国际消除贫困日，促进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和联合国驻华系统，从2007年起，在每年的10月17日举办国际减贫与发展论坛。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改善民生与促进可持续减贫”。其目的在于关注目前的发展挑战，号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改善民生，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值此，我谨代表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感谢!     

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与全球数据伙伴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制定已基本完成,国际聚焦正逐渐转向后续执行、监督与评估。基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与教训,为确保2015年后议程的后续落实,必须有充分的数据支持。由此催生了2015年后议程下的"数据革命",即寻求更好的数据指导决策制定、目标跟踪及履责监督。尽管备受发达国家重视,但除非洲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未充分认识到数据革命的重要性。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数据革命主要聚焦技术方面,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背后的重大政治风险。数据革命不仅是数据采集、分析、发布及使用的历史性变革,更包含着对政府履责、全球数据伙伴关系、南北数据分工乃至文明标准等的深远影响。要实现合理、平衡的数据革命,国际社会既要强调其技术合理性,也应强调其政治风险;既要强调南北数据分工,又应重视数据革命的普遍性,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观指导全球数据伙伴关系的确立。作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可在全球数据伙伴关系构建中发挥建设性桥梁作用,推进2015年后议程的有效落实。     

“冷战”后中东欧国家发展援助论析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主要在加入欧盟的目标驱动下,开始了建立或重构发展援助政策机制的过程,逐渐向以欧盟为代表的传统援助方式靠拢。通过自上而下的“欧洲化”,欧盟的援助理念和实践影响了中东欧国家,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对欧盟的发展援助政策产生影响,在其中更多地体现中东欧国家的偏好和利益。尽管如此,中东欧国家发展援助政策的“欧洲化”程度是十分有限的:发展援助依然主要服务于中东欧国家自身外交政策目标和经济利益,而中东欧国家对欧盟发展援助的影响也基本停留在政策层面。随着欧盟更加强调地缘政治以及英国“脱欧”和乌克兰危机升级,未来欧盟和中东欧国家发展援助政策的相互影响可能会继续加深,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国际比较框架中的日本ODA全球战略分析

官方发展援助(ODA)作为发达国家一种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其初衷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类福祉。然而,日本却借机将ODA作为其重要的和富有效率的外交手段之一,其日益彰显的政治性正逐渐受到世人关注。基于20年来全球ODA数据的全面分析,作者将ODA政策的经济性与政治性相结合,运用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总量、类型分布、主要地区分布、援助形式等方面,从结构战略、区域战略、发展战略三个维度对日本的ODA战略进行了剖析,深入讨论了日本20年来的ODA全球战略演进。作者认为,日本的ODA战略有其政治与经济动因,主要包括强化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确保自然资源的可靠供给和进出口运输以及争取受援国支持、扩大国际影响力以实现"政治大国"等政治经济目标服务。     

《联合国千年宣言》

在2000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联合国全体191个成员国一致通过的一项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以1990年的水平为标准）的行动计划，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由189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正式做出此项承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共有8个方面，包括：     

新时期对外发展援助:加拿大的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外援助既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也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外交工具。伴随着中国正在成为新兴的对外援助大国,探讨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以加拿大为例(1),总结了西方对外援助的特点,包括设立严格的资格审核条件;为提升援助有效性,注重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重点援助核心领域和弱势群体;关注人道主义和健康领域的援助;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对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的资助等。尽管近年来西方对外援助的有效性时常受到质疑,加拿大的经验对于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提升发展有效性,加大对人的生活和发展需求的援助,注重国际发展学科建设,建立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以及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知识储备。     

“蒙特雷共识”在中国

今年三月,联合国在墨西哥城蒙特雷,召开了一次以“会议展望”为主题的发展筹资国际首脑级圆桌会议。旨在促使全球共同发展中发达国家承担相应义务,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并尽快达到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内生产总值0.7％的联合国既定目标。人们把这次会议称为“蒙特雷共识”。 其实早在上世纪的1970年,联合国大会就曾提出: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应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但几十年来,这一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差距越来越大。问题是发达国家没有形成共识,更关键的是联合国缺乏权威性。 在中国,党中央确定的“西部大开发”与“蒙特雷共识”有明显的相似性。建设有中国特     

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范围与地域不断扩大。中国对外援助在促进共同发展、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对外援助日渐成为中国经济资源与权力转化为影响力与软权力的政策手段和治国方略,受到国内社会大众、国内外学者与政策实践者的关注。中国对外援助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民生事业发展,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与国家战略目标、战略能力等密切相关。然而中国学者并未足够重视对外援助与战略目标、战略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作者试图以战略概念和视角思考中国对外援助战略目标的内涵,涉及发展领域的战略关切、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之间的平衡等因素。中国政策实践者需要将对外援助与战略目标密切结合起来,凸显对外援助的战略意义,提升对外援助集中、决策、协调、规划、动员等战略能力,平衡不同利益诉求与地区战略布局的轻重缓急,围绕和平发展的大战略目标促进共同发展并且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有效性与国际责任角色。     

上海减贫议程

中国上海,2004年5月25-27日5月26和27日,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家元首、部长及代表、国际机构的负责人和代表以及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各界人士参加了上海会议。本次会议的目的是:———评估全球增长和减贫工作的现状;———利用为筹备这次会议所进行的各种个案研究、实地考察和全球对话,开展交流,探讨促进增长和减贫工作取得成功和加大工作力度的关键因素,以及———确定切实可行的加快增长和减贫工作所需采取的措施,以推动先前已达成共识的全球减贫议程。两年前在蒙特雷,国际社会在“千年发展目标”(千年目标)的指导下,创立了促进…     

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从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体系建立以来,援助是否对经济发展有效就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作者检测了1960—2013年间官方发展援助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援助有效性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反映了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三个主要缺陷:资源不足、机制扭曲和碎片化。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个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在定义上用更包容的发展合作融资概念代替官方发展援助概念,强调多源性、互惠性、自主性。第二,在理念上明确发展途径的多样性和发展目标的差异化。第三,在实施上利用援助、贸易、投资这三驾马车,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开放式的工业化,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个构想不仅可以整合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模式,同时突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发展合作中各自的比较优势,也有助于厘清南南合作中的模糊概念,为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改革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     

2005年俄为塔提供600万美元教育援助

俄罗斯联邦设在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外国中心”的代表亚历山大·多罗季耶夫2005年 12月22日对记者说,为帮助塔吉克斯坦实施教育发展计划,2005年俄罗斯政府在援助独联体国家教育的专项计划框架内为其提供了600万美元的援助。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斯拉夫大学的远程教     

大国的博弈——论贸易、黄金、货币、战争在金融发展与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在大致了解西欧金融史发展的脉络后，面对金融发展与大国崛起这一问题，可以基于一个基本框架——大国崛起过程中对金融发展的作用以及金融发展对国家的反作用，通过对四个重要因素——贸易、黄金、货币、战争及四个因素之间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分析，阐述金融发展与大国崛起的相互关系，并且在总结一系列历史史实及经验后，分析当前金融危机这一大的全球背景之下，中国的前进方向。     

大国的博弈——论贸易、黄金、货币、战争在金融发展与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在大致了解西欧金融史发展的脉络后，面对金融发展与大国崛起这一问题，可以基于一个基本框架——大国崛起过程中对金融发展的作用以及金融发展对国家的反作用，通过对四个重要因素——贸易、黄金、货币、战争及四个因素之间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分析，阐述金融发展与大国崛起的相互关系，并且在总结一系列历史史实及经验后，分析当前金融危机这一大的全球背景之下，中国的前进方向。     

上升中的中国国力、国际地位与作用

2035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中国的发展目标是经济规模超级大国而非综合超级大国。中国的长期发展面临诸如台湾问题、美对华战略问题与和谐发展问题等的困难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现在和未来中国在国际舞台要发挥的作用,合作、和谐是其崛起和发挥作用的模式,多边外交和发展外交是其作用的领域和形式。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通过联合国相关活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各种犯罪活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发展援助和扶贫开发,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等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上,中国将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合作和谐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