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的日常实践：“关系”、“人情”与“面子”——从“差序格局”看儒家“大传统”在日常“小传统”中的现实定位

“仁”、“义”、“礼”的儒家思想之“大传统”,与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人情”、“面子”之“小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衔接性与紧张性。就“差序格局”而言,人伦“关系”网络以“仁”作为最高价值理念,其中以工具性资源为主的“人情”实践本质上即为“义”“利”混合的施报过程,以象征性资源为主的“面子”实践则具有比较明显的依“礼”行事之形式主义的“正名”特征,从而形成了工具差序性特殊主义之“人情”实践与象征和合性普遍主义之“面子”实践的糅合。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则可以比较清晰地区分为特殊主义之“情感性关系”与普遍主义之“工具性关系”的不同关系类型。     

“差序格局”与会计信息——理论分析与中国近代的历史证据

会计信息有用性问题发源于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双方不仅进行着经济交易,而且还处于社会交往之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社会关系会影响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中国人"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影响具有层次性。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和信息披露的实例为社会关系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提供了历史证据。     

“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

“差序格局”是一个尚未精确界定的触发式概念,留下来很多疑问有待澄清。其中三个疑问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差序”除了包含入与人之间横向的亲疏差别,是否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纵向的等级差别？第二,“差序格局”和社会网络理论中的“自我中心网络”概念有何异同？第三,中国人的行为是否可用“自我主义”来概括？本文在评述相关研究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原始文本里存在着“名实分离”的矛盾,从而导致了“是否包含等级制”的种种争论;“差序格局”和“自我中心网络”的一个核心区别是“圈层性”,将中国入行为概括为“自我主义”会面临很多理论上的困难。     

从“权威性格”到“个人权威”——对本土组织领导及“差序格局”之“关系”形态的再探讨

在本土心理学研究脉络中,中国人的"权威性格"与中国社会的等级制文化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理论预设,与之相关联的以儒家伦理为解释对象的"角色理论"充分影响到了以"尊尊"为中心之"家长式领导"研究的基本脉络。与"权威性格"的研究范式相反,以人情化个人关系为基础的"个人权威"则凸显了"尊尊"之外以"亲亲"为中心的某种"情理文化"的重要性,这可能也构成了所谓"差序式领导"研究的潜在理论基础。如果从不同组织场域及"差序格局"的多重面相出发,官僚政治场域的等级制"主从关系"与民间社会层面的人情化个人关系始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即使是人情化的个人关系在"乡土"及"商场"不同场域背景下也趋于演化为表面和谐导向的"人缘关系"与真正相知相交的"朋友关系",进而构成不同性质的个人领导差序网络及其组织领导的结构模式。     

“自我主义”抑或“互以对方为重”——“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一个尖锐分歧

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中国人行为的领域中,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和梁漱溟所提出的“伦理本位”大概是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理论,它们之间既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也有一些深刻的分歧。其中最突出的分歧在于对中国人行为取向的判断,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是自私的,其行为可概括为“自我主义”;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不自私,而是“互以对方为重”。本文认为这一分歧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性”大讨论,作为这一讨论的典型代表,“自我主义”和“互以对方为重”各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得失之处。     

人缘取向：中国人儒道互补的“关系”实践——兼论“差序格局”的性质再判定

儒家伦理的“义利之辨”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核心张力。由此中国人在既有角色关系义利交织下的中庸式人际实践,常常体现为通过“克己复礼”的“和谐法则”化解名利资源矛盾,以维系相对和谐的“普通人缘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伦理化的交往获致关系发展则更多地致力于未来可能有长远利益回报而又不能明确预期之“施报法则”作用下的“恩义负欠关系”建构,以至于彼此相互施报的义利深化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需求法则”的铁哥们式“深度感情关系”。由此,某种超越“社会自我主义”基础而趋于弹性动态化自然外推的“人缘取向”,充分展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义利长远阴阳转化的拿捏进退之道,亦即某种中庸式“推己及人”而“义利共生”之儒道互补的深层文化传统。这构成了差序式人伦关系维系及拓展之“差序格局”的本质特征。     

从“差序格局”到“天下格局”：中国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演化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中国优秀企业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展现出突出的创新创业精神和深厚的家国天下情怀。培育和弘扬颇具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推动企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然而,对于中国优秀企业家精神及其背后的文化根源,相关研究尚缺乏充分的理论探讨。通过对11位代表性企业家及其企业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本文运用经典扎根理论方法,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家在对待自我、员工、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大众和自然万物时呈现出沿着“修身立德”“成就员工”“多方共生”和“天下为公”路径的格局演化,并创造性提出“天下格局”这一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新概念。本文通过理论构建对“天下格局”做出概念界定,并从内在结构、价值取向和适用群体等方面深入讨论了“天下格局”与“差序格局”的差异与联系,认为从前者到后者是个体精神不断演进和超越的过程。本研究对于推进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研究、突破差序式管理模式局限和深化共益企业视角下的社会责任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对于突破家族企业的信任困局和发展瓶颈,引导企业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共同进步,亦具有现实价值。     

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是用社会科学方式诠释中国文化最经典的概念之一,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呈现出一些局限.本文从丧服制度的角度指出,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释力,主要在于它很好地把握了"亲亲"原则,但却无法解释"尊尊"原则;而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自我主义"其实是"利己主义",无法展现丧服图中"己身"的意义.通过对丧服体制的研究,我们应该可以进入对中国文化结构更立体的理解.     

社会支持网对农民健康的影响——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

利用2010年山西省农村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基于关系的差序格局,分析了社会支持网对农民心理和生理健康的影响。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实际支持、情感支持、社交支持网中,混合性关系均最有利于农民健康,情感性关系次之,最后是工具性关系。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实际支持网中,与工具性关系相比,情感性关系更不利于农民健康;而在社交支持网中,与工具性关系相比,混合性关系更有利于农民健康。研究结果显示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关系对于农民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阐释与实践价值

文章基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现实,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资本循环理论,从理论、历史、实践等角度,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实践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回答了什么是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从何而来、新发展格局价值何在等热点问题.研究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战略决策,与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经济体系、安全发展等理论全方位对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适应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要求,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目标和规律,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开辟新道路,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了新动力.     

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

本文以相当的篇幅聚焦发生于1980年的“潘晓讨论”（人生意义讨论）,尤特别详尽解读、分析了引爆此场搅动了一代人的大讨论的署名“潘晓”的来信,不仅仅是因为过去有关此讨论的分析、叙述遗漏了此讨论中许多对历史理解有帮助的内涵,更因为过去这些把握,叙述无法清楚呈现出此讨论对解理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准确理解今天极困扰中国大陆的虚无主义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30年后本文对此讨论强光聚焦,一方面当然在试图揭示此讨论所蕴有的多方面历史认知内涵,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重新细腻解析、把握此讨论的方式,有力揭示此讨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对准确理解此精神史中的虚无主义问题所具有的关键意义,从而希望因此能为我们思考当今中国大陆和身心感受、精神状态、价值感觉、心理意识方式有关的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解帮助线索。     

"一品两制"的经济分析--兼论公共品成本分摊与收益分享的社会公平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其中,"一品两制"又最具典型经济分析意义.同一种公共品,在城市,基本上是由政府支付其成本,市民免费或少量交费享用;在农村,则基本上是由农民支付成本,政府只给予少量财政补贴."一品两制"不改,"减负"政策不仅不会持久有效,而且还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间收入、消费、储蓄、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差距,并影响社会稳定乃至整个国家城镇化、工业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从统筹城乡居民公共品成本分摊与收益分享的"二元"财政结构制度入手,在减轻"三农"公共品成本税费负担的同时,还农民公共品消费的正当权益.     

《食货》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促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但这一因社会革命运动而起的研究取向,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政争,而较少学术的内涵。其严重流弊是滥用理论、轻视史料以及缺乏学术合作的精神。针对这一情况,陶希圣创办《食货》,摒弃政论,倡导史料收集,培植学界新人,加强交流合作,在3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反映了《食货》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史学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史学发展的状况、趋势。     

清代区域矿产开发的空间差异与矿业盛衰——以湖南郴州桂阳州为例

本文通过对清代湖南郴州和桂阳州矿厂(点)在采数量、时间和产量的空间分布的考察,分析了二州矿产开发的特征、差异及其原因,同时还探讨了二州矿业的盛衰变迁及其原因。本文认为,清代郴桂二州的矿业虽并称繁荣,但二州矿产开发各有侧重,总体上,桂阳州的矿业比郴州发达,这不仅与资源分布有关,还与二州清代以前不同的开发状况及其留给时人的影响、交通条件、产业结构等因素有关。清代本区矿业最兴盛的时期是乾隆至嘉庆初年,政治形势、经济、人口、技术、帝王思想以及民间的反对等等因素均影响到矿业的盛衰。     

Ben Fine (2001) Social Capital versus Social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Science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Book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Ben Fine, Social Capital versus Social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Science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The financial statu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programs (1990)

To summarize the major points I have covered: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trust funds are carefully held and monitored by three five member boards of trustees, and each board has two members who represent the public's interest. The combined 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s are well financed for many years into the future; however, there is reason to monitor the financing for the disability insurance trust fund; and actions will in all likelihood ultimately be required to assure the long-term financial integrity of the combined OASDI programs over the next 75 years. The Medicare trust funds are adequately financed for the short term; however, the HI program faces serious mid- and long-range financing problems that must be addressed. As a result, there is a strong need for Congress to take remedial action to improve the financing and provide an adequate contingency reserve for the program.     

海外留学知识分子与晚清经济思想的近代化(1895-1911年)

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最终形成阶段（1895--1911年）,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学说在华广泛传播发挥了主体作用。他们译书立说,将大量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传入中国,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士人固有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这一时期的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经济改革的主张,促进了晚清经济思想由“振兴商务”向“振兴实业”的转变。     

Dilemmas of Social Reform (Poverty and Community A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trends i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has been the increase in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variation among countries; rates in Sou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are markedly lower than in other regions. Standard welfare state regime typology is unable to explain this outcome. This paper tackles the issue by examining 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employment decisions in Spain. Family policies and tax policies greatly influence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women by either promoting or discouraging the employment of mothers. However, these policies do not affect women in the same way.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s whether women can claim benefits on the basis of their citizenship, or whether their status as wives or mothers is the link to benefits. By pursuing this line of analysis, the paper explains the low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Spain, providing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state regime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