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运作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桂南B镇的个案考察

农村环境治理既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关键步骤。通过何种治理方式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的绩效,不仅是各级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当前“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议题。基于个案分析法对桂南B镇考察发现:由于地方财政供给不足、各职能部门分利秩序与环保组织参与度低等因素的制约,使得PPP模式下的农村环境治理陷入环境政策执行地方化、竞争机制虚拟化、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化与基层群众环保参与冷漠化等困境。因此,亟需通过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与政策的底层实践,引入竞争机制与以效付费制度,培育社会组织与提升治理技术,提升环保意识与发动群众参与等措施来破解单中心秩序的“内卷化”困境,使农村环境治理走向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合作共治格局。     

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中国老龄化与城镇化相互叠加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老年人群体,超过5 000万的农村留守老年人正面临严峻困境,关爱服务体系建设迫在眉睫。实践中,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着政策体系、地方政府行为、市场机制、社会力量、社群观念、居家照料等多方面的困境和挑战。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治理手段必须从简单化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必须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多种机制,动员和协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社会工作者、公众等多方主体和资源,从农村留守老年人问题发生的宏观背景、政策体系、主体行为等多个维度化解困境。     

政社合作、结构嵌入与农村环境治理——基于D县H镇环境治理的案例考察

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依托政府兜底式的封闭式环境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农村日益复杂的环境治理需求。消解农村环境治理困境的核心在于,一方面通过协商沟通、塑造共识、内外激励,构建主体信任、合作认同与集体行动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提升政社环境合作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以党组织、制度、资源要素嵌入农村环境治理场域,为农村环境治理参与主体提供行动基础、行动规范与行动条件。本文运用“政社合作—结构嵌入”的分析框架,基于D县H镇的环境治理案例考察认为,农村环境善治需构建政府有限引导、社会良性参与的环境合作治理格局,重构农村环境治理的嵌入结构,建构“自治、德治、法治”三治结合的农村环境治理体系。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会成为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吗?——基于全国若干案例的现实检验

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并逐渐被应用于农村环境治理领域。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阐释了当前中国农村环境治理失灵的多重困局以及引入PPP模式的治理优势,并基于全国东、中、西部6个案例从效率、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角度对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有效性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应对农村环境治理失灵的多重困局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现实检验也表明,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缺钱、缺技术和缺人员问题,有利于区域间环境公平状况的改善。但是,PPP模式极为复杂且在实践应用中面临诸多困境,包括欠发达地区市场竞争不充分、项目合作企业过度强调利润导向而忽视社会责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农民和村集体被边缘化等。进而言之,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相匹配的治理能力、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等),PPP才会成为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因此,需客观且辩证看待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其具体实施要因地制宜和审慎推进。     

政策网络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检视与路径建构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以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政策网络理论视角构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网络,根据人居环境系统模型构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目标网络,建立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仍然存在国家宏观政策适应性和调控效果不足、基础政府政策执行有偏差、专业人才匮乏、村民参与度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强化政策顶层设计、优化治理资源配置,完善治理法律体系、健全监督管理体制,大力发展生态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规划建设布局、提高农村景观“颜值”等建议。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与消解策略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进程中需要重视农村环境治理问题,但当前农村环境治理还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政府与村民间的信任基础不牢固、社会资本参与的互惠规范未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协同作用力不明显。为消解这些现实困境,需对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形成有效激励,提升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作用力,尤其要增强村民参与的主动性。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及优化策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大规模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地区和工业部门转移就业,家庭小型化、农村人口"空心化"趋势明显,再加上"少子化",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困境日益突出,如何保障农村空巢老人的福利供给已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热点。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制度化养老保障水平低、社会化养老服务相对缺失的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以其社区性和互助性优势成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创新之举和有效之策,并迅速在全国推广。作为农村未来养老的新模式,农村互助养老在发展过程中遭遇思想观念、法律政策、资金保障、政府执行等现实困境,亟需政府、社会、家庭等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促进农村互助养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精准扶贫中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与制约因素分析

农村精准扶贫的复杂性要求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为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精准扶贫提供了机会和空间,社会组织因其自身具备的优势被纳入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然而由于制度困境和对资源的依赖,加上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能力困境,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受到了制约。只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解决社会组织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增强自身专业能力,才能更好的让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精准扶贫。     

政策多变与应对失矩——基层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困境的个案解读

政策特征和主体互动是影响政策执行过程和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甸德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为个案,解读政策执行困境的生成逻辑。从基层视角来看,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是多变的。基层政府和建房贫困户在应对政策变动的过程中,不能承受和解决政策变动带来的执行困难,双方互动的逻辑由"互惠"变成"缺位"和"依赖"。由此,政策执行在基层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政策多变引发的政策执行困境,侵蚀着基层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加剧了建房贫困户的生活困难和负债风险。要走出困境,应当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吸纳基层行动者参与,减少政策变动带来的困难,维护基层行动者之间的均衡互惠。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

农村环境治理是实现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在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下,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明显改善,但农村地区幅员辽阔,污染源复杂,治理难度较大。现阶段农村环境治理还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制度供给缺失,治理主体单一,盲目发展经济等困境。进行农村环境治理要以构建生态文明社会为准则,加大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强化部门监管,提升民众环保意识,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规制研究

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规制面临政策体系不完备、责任制度难落实、农村企业监管薄弱、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淡薄等问题。为此，政府应当根植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领导责任制度、强化农村企业环境治理责任落实保障制度和深入推进农村环境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等，以响应乡村生态振兴的目标要求。     

“三治融合”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的发展路径

农村环境治理问题,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实施,事关农村地区的稳定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倡导由政府、市场和农民等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但在实践中,由于政府和市场治理的越位和错位,导致农民治理的缺位,阻碍了各主体合作态势的形成。为此,“三治融合”环境治理模式利用民主力量、强制力量和柔性力量形成合力,以农民自治为基础,以法治和德治为保障,为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困境提供化解路径,也为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摸式提供了新视角。构建“三治融合”环境治理模式,需以农民参与夯实“三治融合”的自治基础;以法治建设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保障;以道德教化健全“三治融合”的价值支撑。     

论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职能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而有关农村、农业和乡镇企业的环境治理政策和法规体系却很不健全,因而表现出农村环境治理与城市相比相对落后。针对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及其治理现状,本文提出了新时期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上应该采取的措施。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内生动力及政策优化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服务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作为我国老龄事业与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有效的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与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主要是以居家养老为主,但是居家养老又面临着诸多问题与困境。这些问题与困境主要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养老服务理念、政府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度有着重要的联系。本文对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内生动力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的政策优化,以期能够解决目前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困境,从而有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下农村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制研究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环境质量的提升。农村环境污染对农村经济与环境产生了较大的损害，不利于美丽乡村建设。要想快速改善农村污染问题，提升农村污染防治效率，有必要完善农村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但是，针对我国农村污染的法律并不完善，不利于政府、环保部门以及污染主体等各类主体承担环境治理责任，需要基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主体要求，不断完善农村污染防治法律规范，强化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制与执法监督，提升农村环境治理能力。     

产业精准扶贫的主体培育:基于治理理论

伴随产业扶贫政策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一条“产业精准扶贫”新路子。近年来,湖南省引入现代治理理念,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的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方式多样化和参与模式创新化,取得了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但在产业精准扶贫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意识困境、利益困境、信息传导困境和政府失灵困境等。需要在现代治理理念下,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多元贫困主体参与意识和内生动力;扶持产业龙头企业,通过财政杠杆牵引跳出利益困境,增强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瞄准贫困户真正需求,创建需求表达机制破解信息传导困境,精准定位扶贫产业;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扭转政府失灵,提升产业精准扶贫中的政府执行与监管力度;完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贫困地区产业高效发展,让贫困户得以“真脱贫、脱真贫”和可持续脱贫。     

城乡融合视野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目标与措施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要是针对垃圾污染、水污染、工业污染等问题的治理,从城乡融合的角度来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目标更应注重整体性和统筹治理。协同推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的多样化、治理手段的丰富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依靠更多的主体参与,同时也需要政策和技术的支持,更加需要通过统筹处理来减低成本,形成最大效益。     

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运行模式的机制、困境与选择——基于制度改革情景下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明晰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运行模式对落实宅基地所有权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的改革案例,借助社会生态系统框架,构建了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的运行模式。本文发现,不同的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的运行模式和机制差异较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模式将集体经济利益作为主要动员手段和方式;村民委员会主导模式将行政力量作为主要动员手段和方式;村民事务理事会主导模式将人情关系作为主要动员手段和方式。不同运行模式适用性差异较大,面临多种困境。最后,本文对未来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的选择和运行提出建议：第一,坚持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宅基地所有权为主,多种所有权行使主体并存;第二,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治理运行机制,明确村民事务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在宅基地管理中的法律地位与职责;第三,注重提高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农民满意度和获得感,筑牢深化改革的根基。     

扶贫政策的实践与精准扶贫的实施:现状与困境 ——基于广东省中央苏区县的调查

为了改善我国传统扶贫方式针对性不强、指向不准、扶贫效果不佳等一系列问题,2013年以来,党和政府采取精准扶贫的方式加强对贫困人口的帮扶。生态农业就是精准扶贫得以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目前缺乏对此类政策执行现状了解及困境的分析。本文以广东省内主要苏区贫困县为例,分析了生态农业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效的改善了农村生活,并显著提升了他们脱离贫困的信心;同时政策实施方式民主公开,也能使群众广泛参与,改善乡村基层治理质量。调查显示生态扶贫政策在取得成效的同时,政策实施尚存在一定问题,包括:政策设计不合理、政策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进一步注重政策的时效性,同时也应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合理构建社会组织,为政策更好实施打好基础。     

流域合作治污与环保宣传动态协调策略

为提高流域环境治理效果并完善跨行政区流域环境管理机制,采用多主体微分博弈方法,以投入污染治理成本的上游地方政府和进行环保宣传的下游地方政府组成的流域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上、下游地方政府治污减排与环保宣传的合作问题。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的补贴政策和地方政府间的生态补偿政策可以有效提升流域环境治理,但提升效果受到地方政府的边际收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科学合理的分配契约可使补偿方与受偿方利益平衡,有利于提高各利益主体进行合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博弈策略和收益分配协议,制定差异化的补贴方案,以更好地提升流域环境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