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保护与市民化研究

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了社会保护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检验了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保护对其在城市中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在克服了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等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显示,和其他因素相比,社会保护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城市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保护对弱势群体的市民化作用更为明显;在农民工群体内部,文化程度或者职业地位越低,社会保护对其市民化的作用越明显。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的重要症结应该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保护的缺失,而农村社会保护因素的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回流意愿,或者在城乡之间进行往复式流动便成为部分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文献述评、理论建构与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础课题,对农民工市民化实践也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未能全面建构相关因素及这些因素间的关系。本文从马克思的社会人思想出发,运用结构、过程与后果相统一的系统方法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有7种影响因素,即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现代化、国家政策、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及城市的市民化容量与需求,其中前3种是历时性社会环境因素,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后4种是共时性主体实践因素,形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路径。这一发现,为理论上的农民工过程逻辑建构提供了前提,也在实践上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规划、政策、成本、农民工发展等系列政策创新建议。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测度——基于新疆和全国农民工的比较

文章以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居住环境、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六个维度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以此评价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研究发现:整体上看,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阶段,尚未完全实现市民化;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略高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水平,主要是其居住环境、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但其就业和收入方面处于劣势,并低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第一代和新生代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相差不大,这一点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的趋势有所差异;与第一代相比,新疆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就业和收入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本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的阶段与水平,为更好地"补短板"和"促提升"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农民工市民化的共时性研究:理论模式、实践经验与政策思考

本文运用马克思的人性思想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了共时性研究。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利用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根据国家政策,与城市相互交换,实现发展,由农民变成市民的;它受到了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城市的市民化需求及容量的约束,在理论上具有平衡、主观、自利三种基本模式;实践中的农民工市民化,在整体上由于城市长期自私自利处于非均衡格局,造成了人的城市化滞后于地的城市化的不利后果。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需要针对性采取推进城乡一体化、突出农民工发展主题、探索平衡的市民化模式、创新市民化容量问题解决方案及遵循有规划的渐进主义原则等措施。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特征分析和相关研究成果的理性解读,引入农民工市民化"效益"要素,以调查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劳动力供需矛盾发展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认为,"成本"不应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决定因素;农民工市民化能够给社会、企业和农民工本身带来"效益";我国外可借鉴发达国家移民管理经验、内可参考浙江嘉兴新居民管理模式和广东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效益。     

农民工市民化非均衡现象分析——社会交换的视角

农民工市民化在实践中面临着突出的主体互动非均衡矛盾,不仅影响到了市场效率、社会公正,还制约着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农业现代化。从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生活的交换性出发,分别从市场、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维度探讨发现,农民工市民化非均衡格局是由市民化资源垄断供给、市民化主体权力不对等以及现代化转型发展的背景等原因形成的。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在公共管理上需要凸显城市群建设的路径、农民工发展的主题与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本研究可能的贡献,一方面,就非均衡现象提出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交换分析框架,并以之分析农民工市民化非均衡现象,得到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另一方面,为应对农民工市民化非均衡矛盾,提出的政策建议在公共管理上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农民工市民化的优先瞄准对象：基于市民化权能特征和公共投入约束的政策锚定

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异及其差别化的市民化权能状况和规模庞大的市民化公共成本,使得采用"优先瞄准"市民化权能较高者的"有序递进"策略成为稳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必然选择。在界定了市民化中政府投入责任边界和成本构成的前提下,采用维持既有市民福利水平不变的"福利剩余"帕累托改进准则,本文构建了一个核算特定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最优目标和优先瞄准对象锚定标准的评估技术体系,据此估计出武汉市2019—2023年公共财政投入承载范围内的市民化人口容量规模依次为4.28万、9.19万、9.49万、9.46万和9.02万。结合实地调查数据对该市农民工市民化权能分布进行估计,上述市民化目标相当于测算周期内该市市民化优先瞄准对象为市民化总权能得分值不低于0.74、0.69、0.65、0.63和0.61的农民工群体。研究表明,通过科学细致的成本核算和投入规划,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并不是难以想象的财政包袱,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不是难以遂行的任务。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

市民化进程要与工业化进程协调发展,以避免市民化不足和市民化跃进。市民化程度如何关系着政策制定的导向,笔者对市民化程度的测度进行了试探性研究。本文运用调研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出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采用Oaxaca分解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职业阶层的回报差异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阶层密切相关。提出了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其职业阶层,实现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政策需求、意愿驱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效应

本文基于江苏省36县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方法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政策驱动与市民化意愿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以及城市容量对其市民化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型和意愿型市民化驱动工具均显著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意愿型市民化驱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明显高于政策型驱动。城市容量显著地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演进进程,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促进了两种市民化驱动的市民化效应,而且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对意愿型驱动市民化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城市公共支出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第三产业发展对于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基于社会成本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要保障农民基本权利和享受公共服务的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承担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本文在正确估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基础上,提供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资金的途径,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政策建议。     

“离乡不离土”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的分析

"十三五"时期,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改善人地关系、释放农村发展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文章测算了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而实证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较低,尚未达到"半"市民化阶段,其中,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拉低了农民工的整体市民化水平。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这种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代际差异,其中,东、中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显著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的作用更大。     

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现实考量与政策选择

引导在大中城市务工农民工返乡到户籍所在的中小城镇,实现就近就地转移,是未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作者研究运用推拉理论对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辽宁省三县市的回流农民工数据,对农民工回流市民化进行考量,发现90.98%的回流农民工已成为回流县镇的永久迁移者,所有回流县镇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程度为78.72%。文章从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县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县镇居住条件及扶持回流农民工创业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促进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利益博弈分析

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中,产生了一支特殊的工人队伍。他们普遍是由农业人员组成或者来自农村地区,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具备相关的高级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就是目前我国的一支庞大的队伍——农民工。中央也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更,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新生代农民工",而我国政府针对这一现象也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概念,据了解,这在加速城市发展进程和速度方面有显著的效果,同时也可以成功地解决我国目前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的"三农问题"。而本文就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利益以及弊端上进行了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社会效应

进入"十二五",将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而农民工市民化将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意在应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解释农民工的产生、农民工就业与三次产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为更好地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有效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再思考

写在前面的话:我出身在被称为"三西"(甘肃的河西、定西地区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贫困地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偏僻山区来到大城市生活,由农民变为城市居民的市民化之路十分艰难。成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10年6月17日,我曾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一文,就如何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谈了四点意见,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关注。三年来,我一直在跟踪研究这一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心得体会。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进程、挑战与对策

未来5~10年是我国人口城镇化转型与改革的关键时期,重中之重是创造条件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使农民工及其家属融入城市。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市民化到了临界点,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时机、条件已经成熟,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在国家层面统筹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与体制的突破。     

论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支持:主体的视角

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处于一种困顿状态,焦点是如何建构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支持系统。流行的制度变迁思路,不是没有完全体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需要,就是没有准确反映农民工市民化地方主导的权力格局,因而在实践中不受重视。从主体的视角与人的社会生存的假设出发,可以发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支持系统,实际是由四部分构成的,即:平等的政策支持,平衡的政策支持,统一的政策支持与发展的政策支持。     

相对剥夺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本文强调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采用HLM模型指出了群体间和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受在塑造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中的反馈结构。研究表明,群体间相对经济剥夺感与农民工教育程度和流入地城市特征相关,农民工群体内分层因相对剥夺感受差异而使其市民化意愿强度呈现层次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随相对剥夺感增强而强烈,但边际意愿倾向递减,市民化净收益预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根本原因;城市居民群体正面的社会评价有助于强化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而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则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激发和催化作用;在制定和实施城镇化政策时应当重视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     

社会排斥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根本原因

法学博士钱正武教授在《调研世界》杂志撰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现实中遇到了各种因素的阻碍，使市民化进程异常缓慢而艰难。要消除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障碍，必须从源头上探究其受阻的根本原因。     

农民工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一个政策思路

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一个政策思路,成为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采取何种配套措施,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的艰巨任务。本文基于发展机会的均等性和发展成效的共享性两大维度在对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本质要求进行论述的基础之上,全面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对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影响机理,并提出促进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合理提升其福利水平;健全城镇公共服务体系,确保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制度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思路,进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