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证明增加农业生产不能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加速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才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要想加速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就必须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财政投入,改变公共资源城乡配置的不合理状态.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民收入——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互联网发展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产生活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CGSS2017年2 831份全国农民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采用分位数回归,进一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且可以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社会资本在互联网使用和农民收入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不是完全中介效应;年龄等控制变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各异。采取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此,应加强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网产品更新换代以及采取差异化的培训政策。     

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发展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农村居民健康不容忽视。虽然采用跨国数据进行的研究基本上证实了收入不平等对人口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但采用跨地区和个体层面数据的研究仍未得出一致结论,因此本文利用CGSS2015数据,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了个体和群体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居民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体收入不平等(Podder指数、Kakwani指数、全样本Yitzhaki指数)对农村居民自评和心理健康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群体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对农村居民自评和心理健康在整体上都存在"U型"影响关系,但这种"U型"关系的具体形状存在差异,在自评健康的"U型"关系中大部分样本位于其右侧,心理健康中大部分样本位于左侧。除此之外,部分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社会层面的变量对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也有影响。     

我国农村居民个体收入剥夺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个体收入剥夺影响因素的确定对于降低农村居民的主客观个体收入剥夺水平、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CGSS2010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分别研究了农村居民主客观个体收入剥夺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影响农村居民个体收入剥夺的因素包括年龄、教育、家庭经济水平、房产数量、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年龄、教育及西部地区对这两方面作用方向不一致;仅对客观收入剥夺有显著抑制作用的因素是性别、非农就业、婚姻;主观收入剥夺方面,个人收入有显著降低作用,政治面貌的作用方向则相反。     

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策略的多样化是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自主创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运用无序多项选择模型探讨了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进一步为了克服变量间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两个工具变量并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内生性分析。研究表明:(1)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或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并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对于兼农型,现代媒介使用频率高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2)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杂志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与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电视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小;报纸媒介、互联网媒介(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普通话能力及家庭经济水平等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3)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依然促进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农村人口老龄化、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农村人口老龄化、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土地转出的正向影响和对土地转入的负向影响均显著。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抑制户主非农就业来抑制家庭转出土地,促进家庭转入土地。非农就业在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之间的间接作用是遮掩效应,非农就业在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入之间的间接作用也是遮掩效应。最后基于实证结论从土地流转市场供给和需求两个视角提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村领导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微观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村领导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村领导可以显著增加所在村庄村民的非农收入,而这一增收效应的主要作用机制是,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村领导对村民在本县参与非农就业的工作时间和每小时工资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具有高中受教育程度的村领导对村民非农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增加村民在外县打工的工作时间以及非农收入。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村干部队伍人才培养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     

住房状况、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基于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自有住房对农民工形成城市身份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可能的选择性偏误后,所得结果依然稳健。(2)政策性住房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当前以公租房为核心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未能发挥有效作用。(3)作用机制的分析结果显示,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住房状况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中间机制之一,即住房状况的差距使得农民工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产生分化,进而导致其城市身份认同存在差异。     

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持久收入理论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基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两种分解方法的省际面板模型检验了持久收入理论的三个假设。结果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安徽、黑龙江、吉林、陕西、甘肃、青海、云南和海南等省份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为零,而其他省份的农村居民消费与暂时收入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为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是过度敏感的,导致持久收入理论失灵。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消费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抛荒——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地抛荒现象逐渐产生,抛荒面积持续扩张将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地抛荒的影响,并引入劳动力转移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对农地抛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户抛荒农地的可能性更大。(2)劳动力转移在社会资本对农地抛荒的正向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社会资本促进劳动力转移,从而间接导致农地抛荒现象加剧。(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传统农耕家庭、经营规模较大的家庭抛荒农地的影响更明显。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社会资本对农地抛荒的不利影响,搭建农地流转平台,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高机械化水平,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工资性收入——来自扬州的实证

本文以2005年扬州市500户农民的随机抽样调研数据为样本,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共同对农户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各县市农民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均衡投资的现状,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投资决策的政策建议。     

非农就业、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变化——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FPS2012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家庭非农就业不利于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②转入土地对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提升土地产出率。③转出土地对农户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始终没有显著影响。另外,稳健地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因素还包括劳动力投入强度、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农业机械投入、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金融性资产价值5个因素。     

资本禀赋、获得感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CGSS2015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资本禀赋和获得感对农民有序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农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对其有序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直接影响系数为0.428、1.373;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民生获得感对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296、-0.242和0.012,异质影响农民有序政治参与行为;在获得感中介作用下,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农民有序政治参与间接影响系数为-0.174、-0.141、-0.078,存在抑制作用。资本禀赋、获得感对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激励效应不足。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地区产业兴旺,强化农民资本禀赋积累;另一方面更应加快农村政治参与平台制度建构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优化,降低获得感钝化效应,提升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动机与信任,以提高农民有序政治行为参与程度。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

本文从增收效应、预期效应、示范效应、挤出效应四个方面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虑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的自选择特征和家庭异质性特征,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检验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通过改善家庭收入增长性、弱化收入不确定性、强化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性,促进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增长,但也会增加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家庭消费造成挤出效应。上述四种效应叠加后,非农就业能促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平均提高13.09%,但这一促进作用随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提高而逐渐减弱;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对家庭设备、居住类受流动性约束较强的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食物、衣着、交通通讯消费的促进作用,对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类"软性"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家庭收入为中上水平、存在流动性约束、没有购买商业保险及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这一经验判断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数字乡村建设是否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基于县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20年我国1 584个县域样本的横截面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经济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治理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来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即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增收效用越大;数字乡村建设对中部、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非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更大。据此,应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增强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平衡性等,以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     

人力资本能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基于CHN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正向影响并非对所有群体都适用,人力资本因素对男性劳动力和年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参与缺乏应有的解释力,这与男性劳动力的家庭角色定位以及年轻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动因转变有关。     

海南农村居民收入与农村人力资本实证分析

本文的研究表明，海南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对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受教育年限在0～6年内，提升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反而减少；二是超过6年后，提升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呈乘数增加趋势。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了海南农民的工龄对其人均收入的影响，其影响效果是边际递减的。本文建议，分层次加强海南农村教育，以促进经济发展。     

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实证分析

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新疆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的特征.为确定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点,政府制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