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安排与老年人生活质量——基于CLH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项目(CLHLS)数据,使用二分Logit模型回归分析,研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其中,居住安排分为三种形式:独立居住、共同居住和养老院居住,老年人生活质量分为生活满意度、自评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心理健康状况和经济收入状况五个维度。研究显示,不同的居住安排下,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存在明显差异。整体上看,共同居住老年人生活质量最好,养老院居住老年人次之,独立居住的老年人最差。相比较独立居住,养老院居住老年人在主观感受方面更好。社区支持和家庭支持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随着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核心化,共同居住难以实现、家庭支持逐渐弱化,老年人对社会支持和社会化养老机构的需求将与日俱增。因此,应着力构建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功能,更好地发挥社区支持作用和机构支撑作用,以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延迟退休、隔代照料与生育率

经济学界关于延迟退休对生育率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延迟退休、隔代照料和家庭养老的世代交叠模型，以考察延迟退休对隔代照料及生育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延迟退休一方面导致个体老年期收入增加，成年期预算约束放松，促使生育率上升；另一方面导致家庭赡养比率降低，并挤出老年人提供的隔代照料时间，从而降低生育率。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延迟退休对生育率的负向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母亲延迟退休导致子女的生育意愿显著降低，而父亲延迟退休对子女的生育意愿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显示，一方面，母亲延迟退休导致其隔代照料概率降低、隔代照料时间减少；另一方面，母亲延迟退休导致其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增加。由于经济支持的增加未能补偿隔代照料的减少，导致子女生育意愿降低。母亲延迟退休对女性、就业、未生育和低收入的子女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应大力发展普惠、高质量的托幼服务事业，努力降低家庭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支出，这将有助于生育率的提升。     

中国老年人护理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CLHLS数据的实证

本文利用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研究2008年的截面数据,将影响老年人护理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为四类:自身特质类、健康状况类、社会经济地位类和社区为老服务供给类,针对正规护理和非正规护理两种进行二分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以此来比较老年人护理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当前中国老年人以接受来自家庭内部或亲朋好友的非正规护理为主;年龄、现居住地、生育儿子数、单独住与否、医药费由谁支付、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自评、收入、职业、社区提供的起居照料服务以及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对老年人护理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地影响。本文的建议是:发展老年协会,鼓励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将非正规护理人员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大力培养老年专业护理人员;加快出台《长期护理保险条例》。     

我国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需求与供给分析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RALS)"的数据,通过对我国失能老人的照料需求与供给的分析,揭示出我国失能老人的生活现状并针对供需之间的矛盾提出解决的对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有13.02%的老年人由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损,表现为失能状态,需要他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随着年龄的增长,失能的可能性加大;农村照料需求高于城镇,女性的照料需求比男性高出2.33%。大多数失能老人主要依靠家庭照料为主;机构照料资源匮乏,结构失调;社区照料更是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基于失能老人自身特征及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环境,应建立以家庭照料为基础,社区照料和机构照料相融合的长期照料服务体系。     

老年残疾人家庭支持政策研究述评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现代社会风险程度加剧,老年残疾问题日益凸显。在我国机构照料和社区照料供给严重不足、且老年残疾人对照料服务支付能力低下的基本国情下,家庭照护成为老年残疾人照料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家庭规模缩小与家庭结构改变,家庭对于老年残疾人的照护能力逐渐削弱。老年残疾对家庭成员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老年残疾加剧了老年人残疾人对家庭的依赖程度。因此,如何完善老年残疾人家庭支持政策以提升家庭照料能力,完善家庭保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积极作用,已成为当前社会政策需要面临的紧迫问题。本文试图从老年残疾人家庭政策的概念界定、发展状况、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对策建议这几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老年残疾人家庭支持政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析。     

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潜在类别与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2014年北京大学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采用潜类别分析模型(LCM)与多项Logit回归模型,探索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潜在类别与差异,以及“丧失”因素对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心理健康类型可分为积极型、矛盾型、消极型三类,矛盾型占比达50%以上;“丧失”因素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直接因素,日常活动能力不受限、认知功能完好、睡眠质量较好的老年人出现积极型的可能性高;“丧失”因素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不同户籍、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存在差异,日常活动能力因素对农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人影响更大,睡眠质量对城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要重视矛盾型老年人的识别与干预;要健全老年人健康支持体系,完善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及配置,促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要精准施策,分类施策。     

抑制还是促进：“老漂族”的隔代照料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老漂族"是老年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隔代照料行为是否会带来本地人的身份认同在理论上存在异议,在实证中缺乏检验。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老漂族"的隔代照料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会抑制"老漂族"身份认同感的产生,但在社会支持因素的影响下,该抑制作用程度削弱;不同群体的抑制程度具有异质性,其中,女性、有配偶、低龄组、流动范围小的"老漂族"的隔代照料行为有更加明显的抑制作用;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参与同乡交往或社会活动对"老漂族"的身份认同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应该加快完善社会化育儿服务,缓解"老漂族"隔代照料的压力,同时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社会参与,帮助"老漂族"形成身份认同,尽快实现社会融入。     

参军经历、社会资本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参军经历、社会资本以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并分别探讨参军经历和社会资本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参军经历会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产生负面影响;社会资本对老年人的健康改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能够缓解参军经历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不利影响,并且这种作用在农村地区更为显著;参军经历主要通过罹患慢性病对老年自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社会资本缓解这种不利影响的途径包括改善收入状况、促进非正式借贷、加大健康投资。基于此,提出加强退役军人健康保障政策、完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乡医疗资源均衡配置等政策建议。     

农村老年人对照护主体的依赖程度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南省1097个样本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益严峻,农村老年人对照护主体的依赖程度是反映养老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利用"2014年湖南省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问卷调查"的数据,运用SPSS19.0软件对影响农村老年人照护主体依赖程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对照护主体的依赖程度受到年龄、婚姻状况、文化水平、自评健康状况、居住情况、在本村的月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显著,性别、子女数对照护主体的依赖程度影响不显著。     

互助与津贴: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特殊性及其对策研究——基于CLASS(2014)的分析

在城镇化、老龄化以及"孝"文化传统的三重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显示出了家庭养老功能减退、土地保障功能削弱以及社区和机构养老资源缺失三个趋势。在现状方面,农村老年人具有对生活照料的需求更为强烈、对精神慰藉的需求更强以及经济来源更加缺乏的特点。由此,在家庭养老功能减退以及社区和机构养老功能发展不足的背景下,本文为缓解农村养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即鼓励各种形式的互助养老实践、设立农村老人照顾津贴以及重视离乡子女对老年照料的支持。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使用自评健康状况测量生理健康,使用抑郁指数测量心理健康,Probit估计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村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此外,选取“村庄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和“家庭子女中男性比例”作为子女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仍呈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采用替换子女外出务工和健康测量指标的方式,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在全面实施“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背景下,一方面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应重视职业技能培训,从长期和短期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使其能够“走出去”且高质量就业,为提高农村中老年人健康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强度的实证分析——基于辽宁省S镇农村老年人的问卷调查

基于辽宁省S镇农村社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调查发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更加符合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依据克雷顿·奥尔德弗"ERG"需求层次理论,将农村老年人需求分为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赡养三个层次。通过李克特量表法衡量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强度得出,农村老年人所需的医疗保健和精神赡养与生活照料相比需求强度较高。运用spearman相关系数模型测算了年龄、性别、生活自理能力、婚姻状况、健康自评等因素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强度的影响程度。为此,我国发展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需要尊重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以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强度为依据实施精准供给,积极完善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政策支持体系,逐步满足农村社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Anderson健康行为模型的实证分析

论文基于美国学者Anderson提出的健康行为模型尝试构建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库系统考察了诱因性人口学因素、赋能性因素、需求性因素以及健康行为因素对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部门应以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政策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帮助促进老年人人际关系的和谐化,鼓励老年人多参加健身和体育锻炼活动,减少老年人对健康服务的过度依赖,帮助维持并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重要的是要深入进行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在物质和精神上为老年人提供更为全面的养老保障。     

城乡医疗保险统筹如何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来自CHARLS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1—2018年CHARLS四期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城乡医疗保险统筹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并探究了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城乡医疗保险统筹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积极情感,同时有效降低了其消极情感。机制检验发现,城乡医疗保险统筹通过减轻医疗负担、提高就医便捷性和提升健康预期三条路径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对健康状况较差、收入水平较高、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更显著。     

从“互助”到“互惠”: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老年照料的出路

作为我国传统的老年照料模式,家庭照料在欠发达农村地区正受到“少子化”和人口流动的冲击。与此同时,受制于“欠发达”的经济社会环境,福利照料模式和市场照料模式发育不良。一些地方尝试的“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等模式往往存在“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或可持续性差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在欠发达农村地区发展类市场性质的“互惠养老”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政府,村民自治组织,提供养老服务的村民,接受养老服务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及其家人;参与各方因各有所“图”而结合,各有所“为”而促进机制可持续运行,最终达到各有所“获”的制度目标。     

日本“医养结合”社区养老模式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制度分析视角

为应对2025年超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龄群体疾病类型转变、护理需求剧增的状况,同时减轻医疗与介护保险的财政负担,自2014年起,日本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医养结合"社区养老模式,成立了社区医疗护理综合确保基金,提出要推动"地域医疗服务体系"和"社区综合护理体系"的协同发展。本文围绕日本"医养结合"社区养老模式的历史演进、主要内容、财务机制等方面展开研究,借鉴日本经验,从制度分析视角探索"医养结合"社区养老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以期为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未来发展以及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老年人“美好生活”水平测度与政策洞见——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三指数模型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14年的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从9个测量指标中提取测度老年人“美好生活”的3个一级指数——安全指数、生存指数和享受指数,并合成老年人“美好生活”综合指数(BLI-E)。分项来看,生存指数、综合指数呈对称的正态分布,安全指数右偏分布水平较高,享受指数左偏分布水平偏低;分地区来看,各省份的老年人“美好生活”指数差异不大,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问题更突出;分组来看,老年人中女性比男性、农村比城镇、高龄与低龄、居家养老比独居或机构养老的“美好生活”水平更低。当前制约我国老年人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瓶颈是养老资源供给不足情况下的共享不均衡问题。建议加大力度解决我国老年人“美好生活”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着重解决不平衡问题,打造综合性、全方位的老年人“美好生活”保障体系。     

基于平等主义文化的瑞典养老服务体系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瑞典作为斯堪的纳维亚福利体系的代表国家之一,其养老服务体系被打上了平等主义文化的烙印。瑞典平等主义文化的形成得益于土地改革、贸易联盟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等一系列事件。受到平等主义文化的影响,瑞典养老服务体系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1918年以前,瑞典以家庭养老服务为主,政府只为贫困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1918—1949年,以老年之家为代表的机构养老服务为主,覆盖全体老年人;1950—1989年,居家养老服务成为瑞典最主要的养老服务方式;1990年至今,“消费者选择”提升了瑞典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政府成为养老服务的唯一责任主体。瑞典基于平等主义文化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经验为我国带来以下启示:大力推进城乡养老服务设施与养老服务津贴的全覆盖;以服务质量为导向推动养老服务供给侧竞争;创造平等的就业环境,为养老服务提供人员保障;充分发挥第三方组织在养老服务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