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消费平滑与最优外汇储备持有量*

通常认为外汇储备具有抵御外部冲击、平滑居民消费、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循此逻辑,文章构建了三部门模型模拟了货币当局面临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时,出于平滑消费目的的最优储备持有行为。研究发现：中国静态最优外汇储备量约占GDP的1926%;中国实际储备与最优储备的差额自2010年起稳定在18万亿美元;最优外汇储备量与“突然停止”发生概率及其导致的产出损失、短期外债规模、居民存款规模及危机时的资产置换比率、风险规避程度正相关,与银行备付金比率、国际风险溢价程度负相关;从危机应急的角度看,提高银行备付金比率、控制居民存款置换外币比例能有效节约外汇储备,但从长远来看控制国内短期外债规模、确保银行稳健运营才是应对国际资本“突然停止”风险的关键。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与系统性风险*

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一直在延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共同的课题。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展和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受关注程度的提高,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影响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本文使用SRISK指标测度了我国的系统性风险,并通过构建传统VAR模型和VAR MGARCH DCC模型,对我国“8·11”汇改前后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股票价格收益率、人民币在离岸利差、离岸人民币与美元利差五变量及其波动性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证明,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风险及两者波动性之间均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     

中国OFDI、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双边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的视角

本文研究用于改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对双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对这一影响的门槛作用。通过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本文发现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时,都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只有越过相应门槛值,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才能给其经济增长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母国经济增长时都不存在“门槛效应”。所以,中国OFDI必须注意规避东道国的制度风险。     

金融发展、投资扩张模式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使用中国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由2008年之前的平稳期进入到大幅度下降期，但区域间趋同趋势明显；中国金融发展不足与发展过度问题并存，其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也因地区不同而出现了明显差异，在投资扩张系数较高的地区存在着“金融失效”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较低的地区存在着“金融诅咒”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居中的地区存在着“结构失调”现象；政府干预会加剧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但该作用在不断减弱；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的缺失，是资本存量对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资本回报率的提升，还延续了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时期；技术进步是中国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动力。     

金融体系制度性顺周期机制： 理论与实证分析

内生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属性会显著放大经济“繁荣-萧条周期”并导致金融不稳定，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启示之一。与传统文献关注金融体系“自身行为顺周期效应”不同，本文聚集于“制度性顺周期效应”，从资本监管、贷款损失拨备制度以及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等三个典型事例切入，对金融体系的制度性顺周期机制进行系统阐述。结果表明，根植于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中间的制度性正反馈机制与经济波动程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跨境资本流动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是推动银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强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的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增强直接投资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银行信贷规模和信贷集中度是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重要渠道,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增加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集中度,而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加和银行信贷集中度的降低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强度—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传导渠道有效。第三,相比大型国有银行,跨境资本流动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效应在中小银行中表现更明显。因此,在进一步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机制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银行信贷业务,强化银行监管,同时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     

“明斯基时刻”之考辨

最近这场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明斯基时刻”作为标语在金融媒体、时事评论和学术出版物当中广泛传播。对该术语考辨后发现,源自后人发明的“明斯基时刻”尽管具有“危机拐点”和“危机过程或阶段”这两种不同含义,但它们却均是对明斯基思想的贬低乃至歪曲。该标语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简化以及曲解为单纯的“时刻”、“时段”、“融资分类法”或“非理性疯狂”,结果是,每个时期的金融危机,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冠之以“明斯基时刻”,而该假说所描述的动态机理却被忽视了。明斯基为我们所做出的最为重要且鼓舞人心的贡献在于“明斯基动态”,即他对现代金融化经济变得如此不稳定的内生动态机制的理解,而这种洞见如今却依然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饱受忽视甚至压制。     

经济不确定、银行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有限理性，本文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将管理者乐观主义置于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利用中国商业银行2008-2017年的季度数据，通过中介效应的两阶段回归实证检验了经济不确定性、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银行风险承担三者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抑制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心理偏差；管理者乐观主义会使得银行风险增加；在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过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管理者乐观主义的中介渠道”实现的，而管理者乐观主义的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银行市场纪律约束具有调节作用，并且该调节效应至少部分是通过管理者乐观主义中介渠道而发挥作用的。     

基于DSGE模型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研究*——兼论货币政策的应对

本文着力研究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应对。为此，本文构建了DSGE模型对比分析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传导机制，结果显示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债务的条件下，银行存在着道德风险，会过度地主动承担风险。为应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造成的低效率，本文设计了“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应适当容忍通货膨胀的波动，优先关注实际利率，以降低由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资产价格的非平衡溢出效应

本文采用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美联储QE对采用不同货币政策框架、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管理制度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影响。“货币政策钉住货币供应量+宽松钉住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其货币政策应兼顾本国物价水平稳定，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逆周期调节，避免出现实体经济紧缩而金融繁荣的现象。“货币政策钉住通货膨胀+浮动汇率+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应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节以应对金融资产泡沫。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研究*——宏观审慎视角下的三个压力测试

本文在传统网络模型中加入去杠杆—降价抛售机制,研究以下两类宏观经济冲击对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从房地产贷款违约压力测试看,房地产贷款违约引起的传染风险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传染损失比重和去杠杆次数结果则表明,2007年我国银行面临的传染风险最高,之后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参数敏感性结果表明,网络模型中去杠杆、降价抛售以及破产对传染风险的相对重要性依次递减。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违约压力测试看,大型商业银行受平台贷款违约的影响小于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此外,平台贷款违约概率存在阈值,在阈值之上银行损失和倒闭急剧攀升。基于银行倒闭压力测试,量化出本文的网络模型相对于传统网络模型的优越性。本文还发现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重要性与系统脆弱性指标的“错配”对于维持金融体系稳定非常关键。     

提高银行资本能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吗*——基于小微企业贷款风险权重降低改革的讨论

本文以银行资本为切入点,从银行提供小微企业贷款的角度,探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可能的路径。新资本监管降低了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改革前后可以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本文深入研究银行资本与小微企业贷款的关系,并对“小银行优势理论”进行再检验。结果表明：（1）小微企业贷款风险权重优惠政策显著促进了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特别是对小银行来说,政策效果更好;（2）在优惠政策实施之前,资本水平较高的银行会紧缩小微企业贷款,而且这种惜贷行为在大银行中尤为突出;（3）在优惠政策实施之后,资本水平越高的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偏好反而越强,且这一促进作用的力度在大银行中更为显著。因此,应当继续执行小微企业贷款风险权重优惠,提高银行资本水平,构建多层次银行金融体系,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银行业竞争、客户筛选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传导机制与实证研究*

村镇银行承担着支持“三农”和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使命,但关于银行业竞争对村镇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少。利用江苏省县域村镇银行2008年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在数理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银行业竞争对村镇银行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显著降低了村镇银行的财务绩效,但显著提升了社会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改变村镇银行市场定位和客户筛选行为的作用机制,影响村镇银行经营绩效。因此,应坚持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并建立更加精准的补贴机制,促进村镇银行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提升社会绩效。     

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利率走廊的 条件、机制与实现*

随着商业银行产权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有效性开始下降。本文通过对商业银行行为的分析,基于其极大化经营利润的诉求,论证了利率走廊系统的运行条件及机制。研究认为,完善的制度安排、商业银行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竞争的市场、高效的实时清算系统等是利率走廊系统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在利率走廊系统运行过程中,当货币市场被注入过多流动性时,其可能转化成地板系统;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能够实现分别进行资金价格调控与资金数量调控,从而使货币政策操作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得到提高。由此论文从利率走廊系统的构建、中央银行的职责、商业银行的行为等方面,提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的路径。     

银行业结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本文结合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和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行业分布数据,分析了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的关系。本文发现：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受到信贷配给的概率呈现“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水平的银行业集中度使中小企业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最低。根据本文研究,我国银行业集中度总体上高于最优水平,但不同地区又有所差异。本文还发现,考察银行业集中度不能只关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比重的下降,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比重的替代性上升也没有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此,鼓励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才是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债券融资变迁:金融脱媒视角

改革以来，债券市场在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重要性不断上升，成为引致金融脱媒的重要载体。债券市场在中国引发的金融脱媒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是因为企业债市场一度受到“隐性担保”等因素约束，政府及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商业银行均不愿其得到发展。2005年以来，在金融管制日益放松的背景下，中国的商业银行意外地成为推动并参与企业债市场的重要主体，进而演变出一个与债券市场相伴生的银—企“双赢”格局。     

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与对策

商业银行通过上市融资和跨区域拓展业务,一方面为处于困境中的城市商业银行带来了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如火如荼改革的背后却隐藏着诸多问题:改革是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的考验,并不适合所有城市商业银行;对区域经济也有不利影响.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应立足本地、挖掘潜力,打造有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在缓解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与信贷供给*——基于公司层面银行信贷数据的经验研究

不同的银行特征会对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运用2001-2015年公司层面银行信贷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随后进一步研究金融危机对不同特征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差异。经验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主要通过非国有控股银行传导,并引起不同资产负债表特征银行信贷供给的异质性反应。银行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强、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信贷供给对货币政策越不敏感。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显著降低,高资本充足水平的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并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有控股银行信贷供给调控的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