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理论的生成与发展

制度创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弗里曼和纳尔逊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经济学家开始重视社会制度、文化环境和国家专有因素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提出了倍受各国政府和企业重视的制度创新理论。在历史上,有过三次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根本性制度和重大性制度的变化,制度创新经济学在制度创新的涵义、制度创新的主体、制度创新的作用、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有了新发展。     

不同视角下制度创新路径的比较——一个关于制度创新路径的文献综述

制度创新路径就是新制度的形成路径,即制度供给方式。原有制度创新理论在制度创新路径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导致了制度供给方式的单一性。对于制度创新路径的认识不应只停留在某一个层面,而应该从多个视角去审视。从制度创新主体、制度创新方式、制度创新背景、制度创新速度等多个视角去分析,无疑会拓展制度创新路径,增加制度供给方式。     

需求诱致和体制约束下我国土地制度创新路径——兼论试点市的土地制度创新行为

土地制度是我国现行经济社会体制中的元制度,土地制度创新受需求诱致因素和体制的约束。在体制约束下自下而上的变革困难,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面临制度粘性,处于体制内夹心层的地方政府中间扩散型土地制度创新成为主要路径。该文在分析成都土地整治、重庆地票、天津宅基地换房、嘉兴两分两换土地制度创新在需求诱致和体制约束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原则、定位和制度供给基础上,提出在需求诱致下我国现行体制内土地制度创新的路径。     

从江苏经济的持续发展实践看制度创新的路径择优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形成了具有明显江苏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之路。该文在回顾了江苏改革开放30年来制度创新的经验后,认为江苏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方向是围绕发展确立改革理念;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的主体是各级党政领导、基层干部和群众。文章最后从理论上加以归纳和辨析,认为精英人物在制度形成和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制度创新的精英主要表现为精英集团和精英个体,许多典型事例是制度创新的重要范例。     

制度创新扩散的实证分析——以东北三省为例

与制度创新相比,制度创新的扩散对制度变迁来说更具意义,但对于制度创新扩散的研究还不多,文中,我们借鉴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扩散的分析模型,应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数据,对制度创新扩散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制度创新扩散与产品和技术创新扩散具有某些共同点,可以采用相同的模型进行分析,同时,在制度创新扩散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部因素。     

区域制度创新与中部崛起

本文对中部与东部在所有制结构制度方面的差异、在企业制度方面的差异、在市场制度方面的差异、在政府管理制度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得出中部塌陷的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筑中部区域农业制度创新、中部所有制结构制度创新、中部区域企业制度创新、中部市场制度创新、中部区域政府制度创新、中部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中部区域协调制度创新、中部区域非正式制度创新八大制度创新框架。     

论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其启示

在界定了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内涵的基础上 ,论述了三者之间的辨证关系 ,为制度创新为技术和管理创新提供了动力机制和环境 ,管理创新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了管理与组织上的效率保证 ,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提出了要求 ,为管理创新提供了技术手段。最后文章也指出了三种创新关系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启示。     

三种制度创新主体的比较及西部制度创新主体定位

制度创新主体可以分为三种,即宏观主体、中观主体以及微观主体。通过对不同制度创新主体进行比较分析,各种制度创新主体在制度创新时各有利弊,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制度创新的第一主体应有所不同。在西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及不同资源配置方式下,制度创新主体的角色定位不同,在启动期,宏观主体应作为制度创新的第一主体;在开发期,中观主体应作为制度创新的第一主体;在发展期,微观主体应作为制度创新的第一主体。现阶段,西部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第一主体最具有比较优势。     

互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理论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尽管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谁占主导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它们的理论分析都表明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文章在对比分析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善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互动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发展过程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统一过程,而且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     

初探制度创新成本的计量

引入了制度创新成本的概念,认为制度创新成本即制度主体为进行制度创新所付出的现实和潜在代价的总和,并对制度创新成本概念的合理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提出了对制度创新成本进行计量的思路,即将制度创新成本分为制度创新的费用支出、制度创新的变异损失、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3部分内容分别计量再进行加总,并构筑了对制度创新成本进行计量的模型,包括一般模型和现值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