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农民工就业：促进还是挤出？——来自“宽带中国”政策试点的证据

数字经济不仅推动了就业市场上信息的充分流通，而且对原有工作岗位形成冲击，正展现出对农民工就业愈发深刻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宽带中国”政策试点，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农民工就业。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就业，“宽带中国”政策试点使农民工就业率提高了1.78%；第二，数字经济对新生代和低技能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数字经济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机制包括增进就业信息获取和催生新的工作岗位；第四，数字经济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但这种提高仅仅表现为收入水平的提升，农民工工作强度反而有所增加。本文结论对政府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就业和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参考意义。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城市规模视角下数字经济规模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会显著减缓农民工相对贫困。一方面，借助城市规模集聚效应，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能有效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发挥减贫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扩大在通过促进农民工非工资收入增长，发挥减贫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红利更有助于缓解大城市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和高数字素养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并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数字鸿沟。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就业创业“孵化器”作用，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还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农民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互联网技能和数字经济素养。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微观抓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工资议价理论，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细分差异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工作强度等客观维度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更突出。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就业质量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工，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明显，呈现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重塑工作特征、促进机会公平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在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赋能。     

资本禀赋、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以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为例

基于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咸阳市杨陵区与宝鸡市眉县的调研数据,从就业状态视角出发,聚焦于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探究资本禀赋和就业质量对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后,受教育程度、近一年礼金支出对数与耕地面积所代表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均产生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建议从"内源性"因素资本禀赋与"外源性"因素要素流动两方面同时发力,以提升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     

自雇就业促进还是抑制农民工的消费

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自雇就业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雇农民工的消费收入弹性比受雇农民工高0.06;自雇就业对农民工的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自雇农民工与反事实的受雇情形相比,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加39.93%～44.33%,消费率提高17.42～18.21个百分点;按消费结构来看,食品消费支出增加14.85%～15.84%,住房消费支出增加123.21%～136.67%;自雇就业促进消费的结论在模型设定上以及不同特征农民工群体中都具有稳健性;农民工的自雇就业是基于比较优势的选择,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提升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意愿,从而促进了消费的提升。     

农民工消费水平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

作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外的社会第三元,农民工消费极具潜力,农民工消费群体培育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民工消费面临收入水平低,身份、就业及民生保障乏力,消费环境约束性强,消费文化二元分割等因素影响。继而提出了构建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升农民工消费能力;加强市民身份、就业及民生三大保障,提振农民工消费信心;优化农民工消费的技术、政策及市场环境,提高农民工消费质量;加强农民工消费教育,引导农民工科学消费、合理消费等提升农民工消费的路径。     

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金融素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在数字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针对农户金融素养亟需提升的现实,采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匹配数据集,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通过克服内生性的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金融素养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金融素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缓解信息约束和促进社会互动是数字金融发展提升农户金融素养的两条重要渠道;当农户进一步跨越“财富门槛”和消弭“知识鸿沟”与“数字鸿沟”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金融素养具有更强的促进效果。上述结论在倾向得分匹配法、替换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因此,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提升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建设水平,是提升农户金融素养水平,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手段。     

数字金融对农户绿色施药的影响研究——基于信息可得性视角

目的 文章基于农户施药的视角,探讨新兴金融业态——数字金融能否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方法 以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为样本,利用IV-Probit模型,在检验数字金融信息效应的基础上,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绿色施药的作用效果及机制,并通过分样本回归的方法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 （1）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户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发挥显著的信息效应,提升了农户信息可得性,进而促进农户绿色施药。（3）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促进作用在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金融素养高的群体中更明显,在环境规制强的地区,数字金融对当地农户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促进作用也更强。结论 未来应进一步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同时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技能水平与金融素养,地方政府应强化环境规制,充分发挥自身对农业绿色生产的外部约束作用。     

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目的 农民工作为农村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移就业问题一直被各界高度关注。文章利用2011—2021我国31个省（市、区,未含香港、澳门和台湾省）的空间面板数据,探究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方法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理论基础,分析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通过莫兰检验验证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农村居民收入空间相关性之后,再选取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3种空间矩阵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结果 （1） 发现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明显的L—L、H—H集聚的空间特征,空间相关性显著;（2） 农民工转移就业与农村居民收入空间交互效应也显著;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 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 重视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可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进而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社交能力、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现阶段推进农民工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文章基于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检验了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以及就业质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交能力能够促进农民工个人、子女及其家庭融入城市。在此过程中,就业质量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就业收入、就业安全、就业晋升等因素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能够缓解社交能力差异带来的市民化融入差距。因此,国家在促进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的同时,还应重视对农民工社交能力等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为农民工有效融入城市社会、立足城市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城市化效应下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探索

就业能力的提高是实现农民工群体实质性城市化的重要保障,是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农民工群体就业整体上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的困局源于多元要素结构化下的就业能力困境。研究从制约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制度环境问题、社区支持问题及农民工自我培养问题等角度解析城市化效应下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困境;并给出优化宏观维度的制度环境,规范中观维度的社区支持及强化个体维度的农民工自我增能等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具体策略。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经济学界对最低工资对非正规部门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依据2012—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立就业选择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通过建立就业选择偏差修正的工资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对高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高技能农民工对低技能农民工就业的替代效应;与非正规就业相比,最低工资导致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选择正规就业;最低工资对非正规就业的低技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最低工资的灯塔效应。因此,政府部门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有助于农民工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升。     

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从个体层面考察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考虑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发现这一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有助于提高其市民化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八零”后、与配偶和子女一起流动和无房且低技能等农民工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通过健康提升机制、身份认同机制和劳动供给机制来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6年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有效样本,应用描述性方法从教育、工作经验、健康和培训等维度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及其群体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农民工未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水平的高等教育,但他们对子女教育却有较高的期望;将近七成的农民工认为子女就学受到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歧视感知尤为强烈。农民工平均务工年限将近12年,但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较强,工作经验积累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多数农民工健康状况较好,相对于本地农民工,迁移对外出农民工所造成的健康损耗更明显。农民工有较强的参加培训意愿,但也面临较大的经费负担,农民工在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偏好上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最后,本文提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     

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政策因素研究进展分析

作为双重弱势群体的女性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边缘化问题是中国农民工家庭迁徙的重要阻碍。在政府多次强调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消除就业性别歧视背景下,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女性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上,使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方法,揭示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政策因素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评述目前国内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政策因素的研究特点,提出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政策因素的理论方法提升空间。旨在丰富女性农民工就业管理领域的研究理论体系,拓展劳动力就业及人力资源管理相关学科发展,适应新经济形势下对女性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政策设计的现实需要。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效应与机制

广东省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代表性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基于广东省2011—2020年市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网络覆盖异质性，即在覆盖广度、欠发达地区和网络覆盖低水平地区更明显；（3）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因此，须持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以提升省际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断凸显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着力培育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增长极，全面构建金融线上服务平台，以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发挥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以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社会互动、信息能力与农户化肥减量增效技术采纳*——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普及的视角

目的 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十四五”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但信息差引发的预期风险不可控、预期收益不可知等问题,制约着实践中农户绿色生产水平的提升。结合当前背景探究农户社会互动、信息能力对其绿色生产的影响,对于高效指导农户绿色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和信息论的视角,利用陕西省333份苹果种植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普及背景下苹果种植户的社会互动、信息能力对其化肥减量增效技术采纳的影响。结果 （1）社会互动对苹果种植户单项和多项化肥减量增效技术采纳行为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采用条件混合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信息能力在社会互动影响苹果种植户技术采纳的决策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男性群体较女性群体社会互动对其技术采纳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老年群体较中青年群体社会互动对其技术采纳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结论 因此,应增强苹果种植户间的社会互动,持续提升苹果种植户的信息能力,弥合其技术采纳实践中的信息鸿沟,提高其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的采纳水平,切实推动苹果产业绿色转型。     

竞争或互助:社会资本对外地和本地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差异识别

基于兰州市923位农民工的调研资料,本文着重考察了基于"信任—分享"视角下的社会资本对外地和本地农民工就业影响差异——是竞争性关系还是互助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运用自己的社会资本在"关系构建—建立信任—实现合作—资源共享"这一收入路径中,外地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关系存在差异性,其三种表现为一是外地与本地农民工之间存在直接竞争性就业关系;二是外地农民工之间存在间接竞争性就业关系,即基于"信任—分享"视角下的个体社会资本对其他个体收入表现出负向冲击作用;三是本地农民工之间呈现互助性就业关系,即基于"信任—分享"视角下的个体社会资本对其他个体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应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进一步地,为了克服主观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工作类型和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农民工职业搜寻过程及其对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基于搜寻与匹配理论

本文采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经历的跟踪数据,将每次就业决策时进行的职业搜寻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保留工资设定、搜寻渠道选择、搜寻努力程度投入、就业决策,探寻职业搜寻过程对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发现,农民工职业搜寻过程随流动次数而变化,首次非农就业决策多产生于进城之前,之后主动职业搜寻增多;搜寻渠道以社会网络为主,社会网络效果越来越具体和直接;搜寻努力程度不够,更多将精力用于社会网络维护而非职业搜寻投入;农民工职业搜寻对职业向上流动影响程度与城市居民显著不同;在通过职业流动和提高保留工资实现职业地位上升方面农民工群体更显著;在搜寻努力程度方面城市寻职者更显著;在搜寻渠道方面社会网络质量影响农民工群体,而社会网络规模影响城市寻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