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企业商誉减值及减值信息披露问题探究——以力源信息为例

以2020年新冠疫情下爆出重大商誉减值的力源信息为企业案例,通过分析其巨额商誉减值的深层原因及该上市公司在处理时存在的信息披露问题,研究新冠疫情下上市公司出现的商誉减值及信息披露。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会有商誉估值泡沫放大、盈余管理可能性上升、信息披露更具复杂性以及资本市场股票环境不稳定4个问题。最后,针对会计准则修订、外部审计、上市公司内控三方面,提出了添加商誉摊销减值方式、限制商誉规模、审计联系企业行业特征、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议。     

企业连续并购过程中商誉减值研究

企业确认商誉减值的直接原因在于过高的估值溢价与过激的业绩承诺,而企业在连续并购过程中的不合理行为则加剧商誉减值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本文以天神娱乐为研究对象,针对上市公司在连续并购中如何避免商誉减值、减轻商誉减值的影响提出建议。     

管理者过度自信加剧了并购商誉减值问题吗?——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企业进行了大量并购重组活动,产生了巨额商誉,也滋生了后续的商誉减值问题。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7—2014年的商誉减值问题,探讨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商誉减值存在正向显著的影响:在同等条件下,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存在更严重的商誉减值问题,管理者自信加剧了并购的商誉减值问题。     

高溢价并购下商誉减值风险及防范

商誉减值的成因是高估值导致高溢价、高业绩承诺,给公司带来业绩下滑和增加大股东减持的风险.本文以"金科文化"为例提出上市公司在高溢价并购时商誉减值风险防范对策.     

汉邦高科巨额商誉减值问题探讨

我国在经历过多次并购浪潮后,资本市场中的商誉金额大幅增长,进而引起商誉减值的潜在风险,上市公司计提大规模的商誉减值准备往往会导致企业的经营业绩大幅下滑,陷入退市或破产的困境。基于此,对上市公司汉邦高科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其巨额商誉形成及其减值的原因。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对被并购公司的尽职调查不到位、签订不合理的业绩承诺等原因,汉邦高科对被并购企业计提巨额商誉减值准备金额,导致当年业绩大幅下滑。据此提出企业应在并购前做好谨慎性的前期调查工作、签订符合实际的业绩承诺等系列措施,为上市公司规避巨额商誉减值风险提供经验参考。     

上市公司巨额商誉减值研究

随着时代发展,各行各业竞争压力日趋增大,上市公司选择并购重组方式来拓展业务、抢占市场、提升竞争力,与此同时带来巨额商誉,其潜在风险令公司的发展处于危险状态.本文以万达电影为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经济后果和应对潜在风险的策略进行实证探究,研究发现巨额商誉减值会导致企业股价下跌、资金链问题以及形象受损,要降低巨额商誉减...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思考

企业并购带来的商誉减值风险是当今资本市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给上市公司未来经营带来巨大隐患.本文以宝鼎科技收购上海复榆后计提巨额商誉减值为案例,分析发生巨额商誉减值的原因,并从监管部门和企业自身两个角度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上市公司巨额商誉减值问题分析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建设,并购市场浪潮逐渐兴起。但随之而来的各种商誉减值“暴雷”事件也不断刺激着投资者的神经。本文以影视文娱行业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北京文化为例,梳理其并购过程及巨额商誉的形成,分析其巨额商誉减值背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瑞康医药并购商誉减值问题探讨

随着2014年并购审批制度的改革,医药企业掀起并购热潮,由此引发的商誉减值问题也日益凸显。医药上市公司瑞康医药在初创期较少并购,成长期开始提高并购频率,扩张期进行多次并购,由此产生巨额并购商誉。由于集团治理结构不完善、中介机构未合理确定商誉减值额、被并购企业业绩未达预期等原因,导致集团发生巨额商誉减值额,并使其资产缩水、利润降低甚至为负。瑞康医药可通过优化商誉管理、提高中介人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完善业绩承诺等措施,防范并购商誉减值风险。     

商誉减值后续计量局限性与表外披露

巨额商誉减值信息给二级市场带来不确定因素,尽管商誉减值法存在局限性,但其符合商誉非消耗性资产的本质和决策有用观的要求。在商誉减值的方法研究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为提高商誉会计信息质量,应该增加商誉表外信息披露来弥补表内商誉减值信息的不足,规范商誉信息表外披露的内容,格式化商誉披露的形式,加强商誉表外披露的监管,以提高商誉减值信息的有效性,约束管理者对并购业务承担责任。     

高溢价并购视角下的商誉减值——以远方光电为例

近年来,我国经济市场掀起了一波并购浪潮,大部分企业是高溢价并购,由此形成了商誉,过高的商誉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后续商誉减值现象。商誉减值会给企业带来相应的负面信息,甚至导致企业亏损。本文以远方光电为例,介绍其并购过程,分析高溢价并购给远方光电带来的后续商誉减值风险,并深入剖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最后提出溢价并购的相关建议,为企业溢价并购提供理论参考。     

我国会计准则中商誉减值存在的问题

本文通过商誉减值的国内外处理方法比较,提出一些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     

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其经营风险、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4年37家农村商业银行样本的不平衡面板数据,分别采用混合OLS、随机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管理层、员工、银行、非银行法人机构和政府等不同性质的股东持股比例差异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和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越容易采取激进策略,提升银行绩效,增加经营风险;员工持股数量的增加能在不增加经营风险的情况下提升银行绩效;非金融法人持股比例上升将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政府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成反比。同时,股权越集中或当银行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时,持股比例与风险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越显著。     

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分析

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产生的资产减值会计是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企业资产的价值,但由于资产减值与企业的利润存在重要联系,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屡见不鲜,资产减值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及成因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我国银行业商誉会计处理探析

21世纪以来,我国银行并购活跃,商誉资产不断涌现,但银行业商誉会计处理鲜有分析。本文汇总了商誉会计处理在准则和监管上的外部要求,介绍了我国商业银行业商誉在初始确认、后续减值、附注披露上的会计处理现状,分别从准则和监管的角度评估了我国银行业落实外部要求的情况。并根据银行能力分别提出了对商誉减值工作的建议,从商誉确认角度发现了多元化发展和科技金融两个并购启示,对我国银行业商誉会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企业资产减值情况研究

2007年1月1日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势必对上市公司的会计处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着重从资产减值角度出发,通过对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探讨现行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处理情况和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管理层激励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文章选取我国2012-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利用实证分析方法,检验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以及股权性质下管理层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结果表明:(1)管理层激励越强,上市公司越愿意支付现金股利,且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越高;(2)随着成长性的提高,管理层激励与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的正相关会减弱;(3)管理层激励越强,国有产权公司比非国有产权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的意愿越小,支付水平越低。     

新旧会计准则下资产减值比较

针对我国2000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对资产减值处理的规定存在的问题，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资产减值作为一项新制定的准则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对资产进行了限定，扩大了资产减值的适用范围，这增强了企业经营状况的真实性及会计报表的相关性、可靠性，客观上减少了企业管理当局利用资产减值准备冲回进行利润操纵的可能性，极大地规范了企业的资产减值计提行为，更有利于我国资产减值会计向更客观、更合理、更稳健的方向发展。     

论管理层持股与企业避税——基于过度自信中介效应

以往学者研究股权激励时,没有细化股权激励种类,没有研究不同的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的不同影响。管理层持股作为股权激励最常用的手段,研究管理层持股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本文将研究角度细化到管理层持股这一层面,以过度自信为中介变量,探寻管理层持股与企业避税的关系。研究发现通过管理层持股可以减少企业避税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增加企业避税行为,同时还进一步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导致管理层持股激励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     

合并商誉、审计收费与审计意见

本文以2011—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商誉特征对审计定价和审计意见的影响。结果发现,商誉占总资产比重越大的公司,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收费会更高,同时也会有更大可能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报告,在产权性质不同的情况下,商誉占总资产比重越高,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国有企业时选择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的可能性更大,对民营企业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大。以上结果经过Bootstrap自主抽样分析后依然稳健。本文进一步扩展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决策行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