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国际组织内部争端解决机制述评──基于WIPO和WTO的理论和实践

知识产权国际争端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和市场交易制度演化的结果。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知识产权国际组织争端解决制度实际上是对传统国际公法争端解决机制的交叉援引,争端解决方式缺失国际仲裁和知识产权国际组织内部的争端解决程序。90年代后,国际商事仲裁范围的扩大、WIPO的机构改革和WTO的成立促成WIPO和WTO确立了内部争端解决机制,这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重大发展。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WIPO和WTO的内部争端解决机制得到了成功的运用。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设计投资仲裁机制的初衷是以非政治化方式解决争端,但在实践中往往成为跨国公司挑战东道国政策措施的手段,所以澳大利亚等国目前不再纳入上述条款。可以通过设立上诉机构、常设国际投资法院以及引入调解等替代争端解决方式改革投资仲裁制度。我国也可以借鉴上述做法应用于上海自贸区的争端解决实践。     

刍议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仲裁机制——以中国的缔约实践为例

为减少与包括WTO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内的其他涉税条约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冲突,特别是,避免原有的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仲裁机制对本国税收主权的过度限制,中国晚近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引入了专门的税收仲裁机制。这一尝试值得期许。然而,该税收仲裁机制仍存在诸多的不足,这可能会削弱其应有的作用。对此,中国应参考有关国家的实践,作出相应的调整。     

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新实践及其时代价值——基于WTO上诉仲裁第一案的考察

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然而，2019年年底WTO上诉机构停摆以来，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正呈现一种分化的趋势，这给争议解决结果带来了不确定性。未来两年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十分关键的阶段。2022年7月，“欧盟诉土耳其有关药品生产、进口和销售措施案”首次以临时上诉仲裁的方式成功解决双方经贸争端，是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一大突破。一方面，该案首次将临时上诉仲裁争端解决路径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在审理期限、裁判效率等程序方面回应了此前一些WTO成员对上诉机构裁判实践的质疑。从中长期看，本案以及后续上诉仲裁实践将为部分成员间争端解决提供一种路径选择，关键还在于为WTO上诉机构最终改革方案提供实践测试和参考，这或比匆忙达成一份改革协议更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在WTO争端解决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论我国在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方面可采用的法律对策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我国贸易出口采用多种贸易保护措施,引发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为有效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国际仲裁和司法解决是重要的法律解决手段。本文介绍了我国遭遇国际贸易争端的现状,阐述了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主要法律手段并将二者进行了比较,探讨了我国处理国际贸易争端的法律对策。     

“无默契仲裁”管辖权问题研究——以ICSID为切入点的考察

由于不以传统的双方事先达成仲裁合意作为确定管辖权的基础,初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无默契仲裁”模式自产生起至今备受争议,如何完善该模式造成的管辖权不当扩大弊端是消解其争议的务实之举。以广泛适用该模式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实践为切入点进行考察发现,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公约及仲裁规则对确立管辖权的法律适用规则的缺失和管辖权异议处理程序上的不足将对“无默契仲裁”模式下管辖权的确立产生不良影响,应通过直接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规则中明确相关法律适用规则、建立管辖权先行审查制度以及提倡东道国在双边条约中参考2012年美国BIT范本第30条制定法律适用规则予以完善。     

“一带一路”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革新北大核心CSSCI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是解决投资者与国家争端的主要机制,国际投资协定的仲裁条款是裁决ISDS仲裁的关键条款。我国早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主要着眼于东道国利益的保护,不利于我国境外投资者获得法律救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国际投资协定改革问题的归纳与梳理为各国加快老一代国际投资协定现代化的条款改革提供了参考。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和实施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提供了契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革新路径可从完善国际投资协定的实体条款规范着手,在双边协定、区域协定基础上实现。     

公共权力介入国际商事仲裁的动因探析与冲突解决

本文首先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公共权力与民间权力的冲撞导致了人类社会争端解决方式的不断变化.公权力对私力救济,特别是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活动的介入,既对当代仲裁制度的扩大与发展提供了司法支持,也有"公共政策"及司法监督等实践而形成的制约.本文从法理角度出发,论述了国际商事仲裁与司法监督的关系.并最终将其扩展至实践,提出了在现实冲突下的解决方式,以期达到公共权力与仲裁方式的彼此包容,相互促进.     

利用仲裁解决中外税收协定争议问题探讨

由于传统的相互协商程序在解决国际税收协定争议方面存在诸多的缺陷,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利用仲裁解决中外税收协定争议,在税收协定中订入仲裁条款。考察了利用仲裁解决中外税收协定争议的必要性、可行性,并就利用仲裁解决中外税收协定争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仲裁业的影响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是调整当今世界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它在促进世界贸易自由化、提高争端解决的公平、公正和有效性等诸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简述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和特点,分析了我国仲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探讨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将对我国仲裁业产生的影响。     

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

在国际投资里,当东道国和投资者发生争端的时候,采用仲裁解决的方式十分常见。但是国际投资仲裁与商事仲裁不同,投资仲裁经常会涉及到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因此,一味的坚持与商事仲裁一样高标准的保密性对东道国的公共利益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在保证秘密性的前提之下增强国际投资仲裁的透明度。加强投资仲裁的透明度可以使公众了解和参与仲裁程序,能够很好地监督政府的行为,并且有助于重塑公众对投资仲裁的信心。这样也对仲裁制度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你会选择仲裁吗?

“打官司，进法院。”人们往往这样说。仿佛，争端的解决只能沿循法院这一条途径。其实，有许多人不知道，解决经济和部分民事纠纷，还可以走仲裁这条途径。不久前，香港贸易发展局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广州合办香港仲裁服务研讨会。香港资深大律师梁定邦、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席杨良宜等数位香港法律及仲裁专家讲解了香港的仲裁服务，并与出席研讨会的法律界和企业界的代表进行了讨论。专家们提醒企业界朋友，在发生对外经贸的纠纷时，从经济、方便、快捷的角度来说，选择仲裁的方式往往优于选择诉讼的方式，而香港又往往是仲裁的优选地。     

试析中国签订BIT中的东道国与投资者争端解决条款

我国签订的BIT中关于东道国与投资者争端解决条款一般规定了三种解决方式:协商、东道国国内救济、国际仲裁。在新近签订的BIT中,中国对外资的管辖权逐步放弃。中国在今后签订或修订BIT时,有必要参考或借鉴中国BIT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BIT的经验或教训。     

WTO上诉机构的生存危机、仲裁机制弥补的局限分析与对策 ——基于解决贸易争端角度

伴随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扑,多边贸易机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在WTO上诉机构新成员遴选程序持续阻挠,导致WTO上诉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研究WTO上诉机构的生存危机,以及WTO上诉机构运转停摆之后,仲裁机制弥贸易纠纷解决功能的缺失面临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与理论意义。结合目前阶段WTO上诉机构主要面临的生存危机,以及仲裁解决机制本身存在的不足进行研究,提出有效的补充或者完善措施,使仲裁解决国际之间贸易争端成为常态化,并且发展成为系统化与机制化。同时为WTO成员国在贸易多边体制当中,积极地维护全球化的趋势并且利用DUS第25条,通过仲裁解决贸易争端提供具有价值的思考与良好的操作意见。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透明度问题研究

投资者与东道国间投资争端的解决一直是国际投资领域争论比较多的问题,尤其是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之间的分歧。1965年在《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下设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简称ICSID）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这一分歧,成为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间投资争端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实践中,这一争端解决机制仍然受到很多批评,其中仲裁机制缺乏透明度是批评的焦点之一,本文拟就这一点进行研究。     

从ICSID到WTO——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之演进与比较

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管辖范围的扩展 ,WTO争端解决机制日益演变为集贸易、投资等诸多争端解决机制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就投资争端的解决而言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CSID体制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同时二者又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与融合性。从ICSID到WTO ,代表了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专项性到综合性、从仲裁性到司法性的演讲趋势 ,这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投资领域南北矛盾发展的折射。     

论外国仲裁裁决在韩国的承认与执行

国际商事仲裁因具有异国执行、平等中立、一裁终局等特点,在解决国际商事纠纷中所起的作用备受瞩目,随着中韩贸易的不断发展,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尤为重要。为顺应《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修订内容,符合国际仲裁制度标准,2016年韩国新《仲裁法》正式实施。据此,正确理解与适用韩国对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规定有助于尽快解决双方涉及的国际商事纠纷,提高"一带一路"建设争端解决效率。     

应对WTO上诉机构危机:基于仲裁解决贸易争端的角度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遭遇多重困境。由于美国持续反对发起新成员选任程序,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上诉机构面临史无前例的生存危机。本文基于利用仲裁方式解决贸易争端的角度,从三方面探讨如何应对WTO上诉机构危机:第一,将DSU第25条仲裁作为解决成员间贸易争端的替代性机制;第二,对DSU第25条进行适当设计变通,将其作为专家组报告的上诉替代机制;第三,在具有相同意愿的WTO成员间谈判订立诸边《仲裁协定》,使仲裁解决贸易争端系统化和机制化。我国作为进出口双向贸易大国和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维护者,应尽快研究利用DSU第25条"仲裁"进行贸易争端解决,并倡导和引领诸边谈判,发挥在WTO改革和应对上诉机构危机中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贸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从ICSID到WTO--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之演进与比较

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管辖范围的扩展，WTO争端解决机制日益演变为集贸易、投资等诸多争端解决机制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就投资争端的解决而言，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CSID体制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同时二者又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与融合性。从ICSID到WTO，代表了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专项性到综合性、从仲裁性到司法性的演讲趋势，这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投资领域南北矛盾发展的折射。     

世贸组织“合理期限”仲裁制度探析

为了确保建议和裁决能够迅速执行,《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第21条第3款规定了确立合理期限的三种方式,仲裁方式是其中之一。文章通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相关条文的分析,结合世贸组织诸多具体案例,对合理期限仲裁制度所涉及到的仲裁员职责、举证责任和决定合理期限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