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1990-2004年地区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一个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框架,分析了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利用1990-2004年省际数据,发现FDI在中国各地区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别.FDI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边际作用较大但不明显,对西部地区作用甚微;FDI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和资本挤入效应,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而不是技术外溢效应,在西部地区,资本挤入和技术外溢效应均不明显.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吸引FDI进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显著提高FDI的吸收规模.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西部地区吸引FDI的进入和地区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FDI在安徽区域分布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FDI对一地区的经济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能够有效地促进城市和地区环境的改善.安徽省FDI的地区分布并不均匀.本文试图建立了一个计量模型,检验了市场大小、固定资产投资、FDI、居民人均收入以及劳动力质量等因素对吸引FDI的作用.     

FDI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本文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利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数据，构造了区域经济生产函数，发现FDI从东至西经济增长作用依次递减。同时，本文考虑到FDI的外溢效应，对FDI的长期经济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     

自主创新背景下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以我国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2000年-2007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对外资引进现状的考察，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FDI技术外溢效应。实证分析表明，FDI在长三角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长三角地区开放的市场环境和自主创新能力对FDI的技术外溢产生了正面影响。此外，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的作用较小且不显著。     

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国内众多有关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普遍忽视本土创新能力这一重要因素，因此，FDI技术外溢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可能被高估了。本文通过1987-2003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结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FDI对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房地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基于中国省际1999-2004年房地产业面板数据，计量分析了房地产业FDI对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水平呈稳步增长的趋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房地产业平均技术效率要高出中西部地区57．7％；（2）FDI对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整体水平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从总体上看FDI对改善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作用不大。（3）FDI对促进东部地区房地产业技术效率增长作用显著，但对中西部房地产业技术效率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说明FDI对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酶区域差异性。     

FDI在我国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能对引入国的经济带来外溢效应，在我国资金充裕的条件下，FDI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本文分析了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并对FDI与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出的中国技术水平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西部省份陕西省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因素的影响，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相对较弱。     

中国西部高新区与FDI的互动关系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产生了明显的集聚效应，呈现出增长极的作用。在西部地区，高新区是吸引FDI的重要区位。与东部较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由于受区位因素、智力支持、政策等因素影响，大部分高新区综合实力还比较弱。对西部高新区与FDI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增强高新区吸收外资的能力，实现FDI、高新区和技术外溢的良性循环。     

FDI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当前FDI流入我国增速已经放缓;然而,FDI流入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却正在提高。FDI流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将对我国制造业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在FDI流入总量及流向正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条件下,探讨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FDI,促推我国制造业升级,正成为急需探讨的新课题。本文运用1996~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FGLS模型,对FDI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FDI对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都有明显的促推作用;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则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从分地区层面来看,FDI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东部向中部地区转移,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此外,FDI还促进了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提高。但是,FDI在西部对制造业的投资方向过于单一,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对我国西部地区制造业的长期发展不利。因而,要顺应FDI新变化,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好FDI。     

高铁开通能否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吸引FDI?

在"高铁时代"下,研究高铁开通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吸引FDI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从要素流动视角出发,阐述了高铁开通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吸引FDI的影响机理,并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5年我国中西部地区165个地级市数据以及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如下：（1）高铁开通确实可以通过加快要素流动来促进中西部地区吸引FDI。分区域来看,高铁开通对西部城市吸引FDI的影响作用显著,但对中部地区吸引FDI的影响作用不显著;（2）分城市规模来看,高铁开通对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吸引FDI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对中小城市的促进作用;（3）基于高铁差异来看,"D"开头的列车对中西部地区吸收FDI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G"开头的列车的作用不显著。高铁开通在始发站以及市区,对中西部地区吸收FDI的作用明显。     

FDI进入中国区位变动的决定因素:基于D-G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从拓展的有关企业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D-G模型出发,基于1980～2008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影响FDI进入中国区位变动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分析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和中国加入WTO以后FDI进入中国的区位变动特征及其决定因素。本文结论显示:1992年和2002年是FDI进入中国区位变动的两个转折点;FDI进入中国的地区集聚效应显著;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FDI进入的推动作用明显,对中部和西部地区FDI进入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劳动工资提高会引起FDI进入中国的规模下降,对FDI进入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抑制作用尤其显著。     

经济转型下FDI溢出及其对能源效率影响的门槛特征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及中国1995-2014年的省际数据，研究引发FDI对能源效率地区内和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在相关制度性因素下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转型中的各区域FDI对能源效率的溢出效果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市场化水平及对外开放力度等因素的影响，并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地方政府竞争引致下的地区间FDI空间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也具有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地区间溢出相比于地区内溢出而言更倾向于阻碍本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且地区间溢出比地区内溢出发挥积极作用所要求的相应门槛更高。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工资基尼系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FDI对制造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FDI有利于缩小我国制造业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FDI缩小制造业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原因在于其能够更多地拉升制造业中低收入行业的相对工资,该作用在东部地区要大于中西部地区;FDI能提高制造业的相对工资,但这种作用在不同地区是有差别的。因此,FDI虽然缩小了制造业行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但是客观上扩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制造业的工资收入差距。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最后提出了一些缩小制造业行业间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FDI对长三角地区工业技术进步的积极和负面作用,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更大程度、高效率利用FDI来促进我国长三角地区工业技术进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中国FDI区域配置效率:总体特征与地区差异

在开放模型中，区域FDI的内生程度是较高的。对大国经济来说，FDI区域配置效率问题意义重大。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FDI配置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就动态趋势而言，东部总体优势相对减弱，其它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综合优势较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国家、区域间和区域内三个层面上，FDI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国家层面上。市场潜力、公共资本等因素权重较大。在区域问，区住、知识与技术、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作用比较关键。在区域内部。各因素重要性各异。最后，就提高FDI区域配置效率问题，深化对外开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FDI与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总量差异上，而且也表现在速度差异上。这种东中西经济发展速度的递减特征和FDI在我国的地区分布相一致，实证数据表明FDI并没有缓解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反而起到了相反作用。     

FDI驱动上海市城市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FDI通过一定机制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动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跨越式发展。本文基于上海市城市发展现状,从FDI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人口流动和技术水平四个因素的影响,探究了FDI对上海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上海利用FDI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借鉴意义。     

FDI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2001-2006年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创新能力提高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提高有着积极作用,而且FDI对不同创新能力地区的创新能力提高有着不同的影响,部分地区存在着“人力资本门槛”。笔者分析了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区域投资实际汇率、FDI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跨境投资视角测度中国2000~2017年29省时变权重的区域投资实际有效汇率(RIREER),并将汇率、FDI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构建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从汇率水平和波动两维度深入考察经由FDI渠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IREER升值有助于吸引FDI,进而对东道国(地区)经济扩张产生积极作用,该积极作用在沿海地区效果更为显著,拉大了沿海与内陆经济增长差距,但RIREER升值对FDI的边际吸引力递减。RIREER波动导致FDI流出,对东道国(地区)经济产生负向冲击,该负向经济冲击对沿海地区影响更为明显,缩小了沿海与内陆经济增长差距,但汇率风险增大引发FDI流出的边际作用递减。     

产业集聚、FDI与城市创新能力——基于我国264个地级市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

本土产业集聚模式会显著影响FDI在城市创新中的溢出效应,但是鲜有文献在研究FDI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时考虑了本土产业结构与FDI是否相互匹配的问题。文章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首先分析了本土产业集聚模式影响FDI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我国2008-2013年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本土产业集聚模式如何影响FDI在城市创新中带来的区域内与区域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FDI都能够产生明显的外部性,产业集聚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受到地区差异、城市规模差异的约束。从整体上来看,相比于多样化集聚,本土产业专业化集聚更容易吸收和传播FDI的溢出效应,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作用更明显。从分区域层面来看,东部地区产业多样化集聚提升FDI的溢出效应作用显著,而中西部地区FDI的溢出效应更多的受益于专业化集聚。从分城市规模来看,特大规模城市应该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而大中小三种规模城市则应该更多地专注于专业化集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