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对泥石流灾害形成的危险性分析——以舟曲“8·8”泥石流灾害为例

以甘肃省舟曲县为例,分析了8.8泥石流灾害产生的自然条件,指出经济发展为泥石流灾害提供了丰富的物源条件,并选取相关评价因子对当地经济发展三大支柱农业经济、林业经济和水电经济进行危险性分析。结果表明舟曲赖以生存的农牧业正是泥石流灾害产生的关键和主导的因子,林业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泥石流,而新的经济形式水电经济又为新的、更大的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因此,经济发展中不能只关注经济的增长量,更要关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避免诱发更多的自然灾害。     

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预防腐败机制探析——以湖南省为例

近年来,尽管湖南省的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了人居环境,但同时也成为了腐败高发区。我省土地综合整治领域腐败呈现出涉案人员级别高、涉案金额大、涉案环节多的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监督措施严重缺位、管理权力过分集中和管理人员存在主观思想问题等五个方面。结合湖南省现状,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健全项目整治原则和管理制度、强化执法监督机制、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和加强管理人员廉政教育有利于预防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的腐败。     

基于ESDA的区域经济空间差异分析——以兰新铁路辐射带为例

以兰新铁路为辐射轴,以100km为辐射半径所形成的辐射范围内的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选取10项经济指标,综合运用SPSS、GeoDA和ARCGIS 9.2,对于兰新铁路辐射带经济空间差异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实力在全区平均水平之下的占多数,相似区域在空间上呈集聚趋势;按照经济实力得分,把县级行政单元分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中等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从数量上看,县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等级基本呈现"金字塔型";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现象;经济实力在东南—西北方向呈现明显的"U"型,在西南向东北、东向西、北向南方向上都呈现递减趋势,但变化不明显;经济实力的热点区在乌鲁木齐市和兰州市,盲点区在兰新铁路辐射带甘肃段的东南部。最后,从自然地理条件、区位因素、发展战略、区域相互作用等方面分析了区域差异的原因。     

城市山体景观保护规划研究——以柳州市山体景观保护规划为例

山体景观是山水城市中最重要的自然景现之一,合理地进行山体景观保护和控制,应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入手,采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制定严格的山体景观保护和控制措施.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路径分析——以S市为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环境问题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的优化农村环境管理的资源结构,本文以S市为例,结合网络化治理理论,分析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现状,进而提出对策建议.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创新农村环境管理方式,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河道综合整治促低碳城市建设——以杭州为例

杭州市区河道是杭州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多次综合整治,已使河道在交通低耗低排、植被绿化增加碳汇、改善环境倡导低碳生活等低碳城市建设方面发挥作用,低碳出行和增加绿化直接促进了低碳城市的建设,而环境的美化鼓励低碳生活起到了间接促进作用。河道受自然和人为损毁的影响很大,唯有低碳城市的建设才是河道整治的根本保障。     

灾害情境下的政治仪式与政权合法性——以两汉为例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的合法性是通过一系列政治仪式来表达和强化的。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依赖天命的封建政权及其合法性易于遭受质疑和挑战,因此,统治者除采取措施救灾之外,还须通过一系列诸如下诏自谴、改元、国家祭祀等政治仪式表演来维系和强化统治的合法性。通过对两汉王朝的研究认为,在自然灾害情境下,封建国家的政治仪式表演能够缓解社会本身所固有的紧张和冲突,履行国家的社会职能,从而达到维系政权合法性的目的。     

基于游客体验分析的山体公园服务设施 研究——以贵阳市黔灵山公园为例

公园服务设施直接影响着游人的游憩体验质量,是 公园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关键因素。以贵阳市黔灵山公园为研究 对象,在实地体验观察和访谈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验证性 因子分析方法,探讨公园服务设施对游人在公园内游憩休闲使 用的重要度,以及游人对公园服务设施使用后的满意度。结果 表明：1)公园服务设施的8个类别维度对游客影响的重要度从 大到小依次为安全设施>卫生设施>信息设施>管理服务设施> 交通设施>休憩设施>科普宣教设施>商业设施;2)游客对公园 服务设施使用后满意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安全设施>信息设施> 商业设施>交通设施>科普宣教设施>管理服务设施>休憩设施> 卫生设施。各维度在观测上的数值差异反映了游客在公园内进 行游玩时更注重体验设施的存在度和使用感。     

城市景观水体综合整治技术研究——以福州市城区内河综合整治为例

通过对福州市城区内河东区水系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基于对景观水体生态需求和东区经济发展及周边环境特点基础上,结合福州市城区内河以往整治经验,提出截污控源、清淤疏浚、生态补水、增强水动力、保持生态流量,生态修复并重的技术路线,为内河景观水体的综合整治指明方向.     

灾害、收成与麦价:以乾隆时期的山东省为中心

利用《清代粮价资料库》《山东省各地区近500年分季旱涝指数》中乾隆七年(1742)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小麦价格和灾害数据,以及通过清代档案资料建立的收成分数数据,借助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清代乾隆时期山东省的灾害、收成和麦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发现:小麦收成只受到翌年春季旱涝状况的显著影响;收成对小麦价格有显著负向影响;灾害可能通过两种路径对小麦价格产生负向影响,一是通过收成间接影响价格,二是直接影响价格。     

生态导向的土地整治区空间优化与规划设计模式——以嘉兴市七星镇为例

土地整治已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但土地整治规划很少考虑生态效应,可能破坏生态系统平衡.以生态优先为导向,在中观层次构建了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整治区空间优化方法,在微观层次探寻了生态型土地整治规划设计模式.浙江省嘉兴市七星镇土地整治规划实践表明,生态导向的土地整治区空间优化与规划设计模式能为当前土地整治规划提供参考.     

因地制宜做好村庄整治规划——以伊吾县为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形势下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丽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是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综合性措施。     

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以南方冰雪灾害为例

提高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我国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一大重要议题。本文以08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为个案,分析在抗灾过程中政府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旨在提高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加速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     

基于城乡统筹的农村土地整治:运作模式、效果评价与成功机理——以陕西省高陵县东樊村为例

土地问题始终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本文针对城乡统筹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整治问题,以陕西省高陵县东樊村的农村土地整治模式为具体案例,梳理了高陵县东樊村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基本做法,分析了高陵县东樊村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运作模式,根据高陵县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全域化统筹理念,认为高陵县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成功机理在于:统筹产业发展是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根基;统筹就业保障是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关键;统筹公共服务是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支撑。     

基于空间分析法的喀斯特山体公园空间 承载力及提升策略——以黔灵山公园为例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各地极端气候现象频发, 如何有效应对极端气候对城市绿化的影响是当前城市建设需要 深入思考的问题。以2018年1月末南昌持续4天的极端冰冻灾 害天气为契机,通过对典型样地的遴选和样地调查,对行道树 及其生境的相互适应关系,以及其对冰冻灾害的响应机制做出 分析,结果表明：1)行道树与道路宽度、株行距、路侧建筑 等空间环境有密切关系,树木的生长受到道路空间形态的限 制,并反映出相应的形态适应性;2)由于竞争促进作用,香 樟长势背阴环境优于阳面环境;3)背阴环境中的香樟遭受冰 雪灾害的损害程度较阳面严重,树冠的优势方向折枝较严重。     

种植业保险大面积灾害定损法探析——以陕西苹果保险理赔实践为例

以苹果、猕猴桃等为代表的果树保险需求大幅增长,由于面临的风险、灾害鉴定、损失核定等情况各不相同,果树保险理赔工作面临较大挑战。因此,以现有苹果保险理赔工作经验和历史积累为切入点,研究果树保险在大面积灾害后损失核定方法,总结归纳,提炼出适于果树保险理赔工作的理赔模式,将对农业保险的理赔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我国海洋灾害救助能力评价的实证研究——以上海风暴潮为例

借鉴相关学者构建的地震灾害应急准备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海洋灾害特点和当前海洋灾害救助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海洋灾害救助的三级评价模型。然后选择上海风暴潮进行灾害救助能力的实证分析、评价。结果表明,上海灾害救助体系较为完善,具有较强的救助能力。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

近年来,扬州市抓住国家重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机遇,通过增加财政投入、规范工作制度、加强队伍建设等途径,逐步建立了基本覆盖城乡、功能比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针对人才经费保障、检验检测能力、基层防控网络等方面问题,建议该市认真贯彻《传染病防治法》和“新医改”精神,进一步提高认识,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促进疾控队伍职业化,有效整合资源,不断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食源性疾病预防的财政投入结构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食源性疾病指食品中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等疾病,包括食物中毒。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十一条: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进行风险监测。文章以云南省版纳、保山、迪庆、昆明、丽江、临沧、普洱、曲靖和昭通共9个样本地区,2012—2017年共6年面板数据进行建模。得出结论:食品抽检类型数量对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事件和发生人数以及动植物性中毒事件和人数影响显著,食品监管事务和食品药品监管事务的投入与食品抽检类型和数量对微生物中毒事件和人数以及化学性中毒事件和人数影响均不显著。加强食源性疾病预防财政投入关键为加大财政支出,合理确定公共经费增长比重,关注高风险因子,实施预防保障前移。